屈原诗学的人文地理分析

以屈原为主要诗人的楚辞,是长江文明的产物.在诗学领域,屈原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排除有关传说中的巫术成分而观其内核,不难发现,中国民间将屈原看作“水之魂”或“长江之精魂”.屈原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之地,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从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其雅节制的诗学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性文明的博大和辉煌提供了一个与《诗经》同等重要的源头.     

陆机“赋体物而浏亮”与中国抒情传统中“体物”诗学诗艺的建构

中国抒情美学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除了在“情志”聚焦范围下被选择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传统。“体物”诗学诗艺关联着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个重要维度———“物”。陆机在《文赋》中首先提出了“体物”这个理论命题。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的时候,“赋体物而浏亮”对“言志”“缘情”主导下的中国抒情传统“感兴”论述是一个重要补充。职是之故,“赋体物而浏亮”的理论贡献和诗学意义需要放在“中国抒情传统论”中来认真地整理与阐释。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抒情传统与南社诗歌

南社人跟抒情传统的关系至为密切。抒情不只是落实在诸如“南社情僧”苏曼殊身上的浪漫行为,而是牵涉到历史与记忆,主体与世界,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纠葛,表征着南社群体普遍的承担和创伤。重新启动“抒情”的公共性,构成了南社人对待诗歌整体想象的基本起点。南社人诗歌观,体现出经典意义上的抒情传统的延续和回归。他们以表征与介入“世变”作为“诗歌之道”,倾向于欣赏贯穿私人与公共空间的诗歌,反对耽溺于风花雪月的私人生活。     

感悟思维与诗词创作

感悟思维是笔者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发现的中国思维的优势所在.将此一收获贯穿到诗学研究之中,由此提出了感悟诗学的重要命题.由感悟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衍生出意境、神韵、气象等范畴,牵系着中国诗词的本质和精髓,牵系着中国诗词古今一贯的精神脉络.     

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     

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在2005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研究等,是2005年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论萧红的回忆诗学与小说叙事

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是我国真正意义上女性写作的先驱和开创者.萧红崛起于中西文学艺术交融荟萃的时节,她所直接感受到的是"五四"以来近现代文学的新气息,适应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她以其独特的回忆诗学的叙事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百花园里独放异彩.     

明代师古、师心论争与元明诗学传统

师古与师心之争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但学界却多有误解。将这一对范畴置于文学传统脉络中,以元代诗学的相关论说为参照,可获得不少新认识。元、明文人在有关古的实质、师古与师心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共识。明人似在师古、师心角度仍有侧重,看似不够圆融,或者妥协、退让,却是更为实际、可靠的选择。     

论新诗"传统"的自我呈现

新世纪之初关于新诗传统的论争既是百年新诗发展中不断引发争议的核心议题,也与20世纪90年代诗歌面临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这个问题的探索价值与诗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本文通过辨析传统,回答新诗有无传统及客观论述新诗得失的方式来拓展视野,在透过现象抵达本质的过程中让新诗传统得以自我呈现。     

诗意的草--关于屈原作品香草描写的两点认识

嗅觉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远逊于视觉和听觉,但由于受楚国地理环境、社会风气及个人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影响,屈原作品中嗅觉审美超越视、听等感官审美,处于异常重要的地位,因而,用"惊采绝艳"这种以视觉审美为中心的语汇来概括屈原作品的特征,就不能充分揭示出作者的艺术个性.<诗经>和屈原作品都用了许多草木意象来比兴,两种比兴在内涵及历史命运上的不同也是显然的,一般认为这种不同是两部作品产生时代相差约三百年,人的思维水平发展了的缘故.其实不然,这种不同是由两部作品的作者分别处在不同的方位立场造成的一个是民间立场,一个是士大夫文人立场.     

“楚辞”辑注与屈原爱国精神的彰显

在“楚辞”辑注的细微变化中。屈原爱国精神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阐释和彰显：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以儒注骚及国家危机,使屈原作品在不断“重读”中,成为民族爱国文学的经典。     

巫祝传统、历史传统与屈原死国的观念形成

屈原在远逝以自疏的犹疑中,选择坚守保乂王室的彭咸遗则,这是屈原在巫祝传统中试图纾解现实困境的精神寄托;其无法实现之后,只能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出路,伍子胥、申徒狄等强谏而死、以明心志的行为,成为屈原死国的现实出路,使其最终选择沉江明志。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论现代诗歌的幻想性与艺术书写的可能

现代诗歌书写当下的困境与误区之一表现为对汉语诗歌的想象、想象力的淡化、忽略。倡导诗歌的幻想、幻想性,有助于深化想象力的培育与诗意表达的艺术可能,强化现代诗歌表达中的艺术之魅、神性之美。幻想成为当代诗学的重要概念、范畴,推动当下汉语诗歌的诗学建构与理论发展。     

汪辟疆的诗史观念及其近代诗说

国学大师汪辟疆在诗学上成就卓越,尤长于近代诗学.他论近代诗,认为不仅在清代成就最高,而且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宋诗,这体现出他具有发展的文学史观,是清末民初文化思想成果的结晶.     

屈原作品中的太阳意象——兼谈屈原作品的关捩地位

屈原作品的太阳意象,主要有两种意蕴:光明与生命;光阴荏苒与人生短暂.前者是屈原对上古神话观念的直接继承:后者是屈原在神话基础上的独特创造.这两种意蕴的太阳意象,尤其是后者,时后世文学创作影响甚巨.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