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式”建构主义：基于“程序”和“契约”的解读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流证成方案，具有形式性、普遍性和中立性等特征。这种证成基于人的实践理性拟定实践推理之程序，以此对历史、文化所给定的事实加以统摄。该证成方案始于罗尔斯，在罗尔斯政治哲学及其后学的阐发中发展出程序主义和契约主义两种解读方案。前者基于实践推理的程序本身为所建构的原则辩护，后者则把对原则的建构还原为对有待克服的实践困境的描述。这两种方案虽然在“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证成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本质上则是互为彼此的。程序是实践推理的内在要求，契约则是程序的外在表现。     

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评析

反思平衡方法是罗尔斯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它是由反思目的、反思主体、反思的对象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罗尔斯试图通过反思平衡方法在悬搁各种道德形而上学的前提下,重建规范伦理学。虽然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却在反思过程本身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即使狭义的反思平衡与广义的反思平衡的区分也难以解决这个理论困难;因此其本身无法承担起建构一种实质性道德或政治理论的任务。     

合理抑或合乎情理——论罗尔斯对实践理性的结构性诠释及其困境

罗尔斯将实践理性结构性地区分为实践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合情理性。这一诠释不但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推理依据,也为传统契约论引入新的诠释路径。该诠释认为,霍布斯所构造的利益契约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是合理性优先于合情理性的实践推理结构,罗尔斯则通过对霍布斯式实践推理的结构性倒转为两个正义原则重新提供了新的证成依据,但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先行认肯则使其理论陷入循环论证。     

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哲学诠释学视域

当代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跨文化文本理解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哲学反思的空间。从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历史性、理解者与原文本作者视域融合的不可或缺性,以及跨文化理解中理解者偏见的合法性等三方面展开研究,可以为跨文化文本理解的研究寻求一种哲学诠释学视域,从而使跨文化文本的解读从以往的表面化范式中得到理论升迁,进入跨文化理解的一种新的视界。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叙事前提——评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对马克思的神学解读

洛维特将神学视为历史进步意识的前提条件，将马克思历史哲学同基督教末世论进行同质化理解，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叙事前提的神学解读。从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本质上致力于以哲学反思历史、以历史证明神学，持续发展了孕育于历史神学中的历史进步意识，最终实现了对历史神正论的彻底完成，表现出鲜明的神学性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叙事前提并非神学，而是“现实的人”及其目的性实践。历史的意义不在于真理的“彼岸世界”之中，而在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即“此岸世界”的真理之中。“此岸世界”的真理性源于其构成“彼岸世界”的历史起点，“彼岸世界”是对“此岸世界”的理想形象的建构性反映。世界从现实状态向理想形态的转变过程是历史进步与历史代价的统一，呈现为“更好的当下历史”向“当下历史的理想形态”转化的非线性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得以完成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在于，“现实的人”及其以改造现实世界为目的的革命性实践。     

交往行为的意义及其解释

交往行为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借助符号协调并通过行为者相互间对话协商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行为。对交往行为的意义理解既不能作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解释,也不能非反思性地应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技艺。分享共同语言和共同语境,分享共同的社会规范和惯例,是交往行为的意义可以被解释（理解）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对哲学诠释学进行语用学改造,建立一种以意识形态批判和问题语境反思为特征的＂深层诠释学＂。深层诠释学是哲学诠释学的批判性扬弃,它坚持合理谈话的调整原则,坚持在交往实践的话语活动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批判与反思。批判与反思作为哈贝马斯对诠释学的创造性理解,以及作为批判诠释学的解释方法与结果,遂成为哈贝马斯新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石。     

空间的政治属性何以可能

列斐伏尔作为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研究的开拓者,实现了空间问题同政治哲学的有机融合。空间的分化和政治维度的获得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来,并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得到巩固。现代城市作为构成性中心,在资源集聚中使空间本身的权力向度得以维系,并通过转嫁而非解决的方式处理空间领域的问题。共产主义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应当基于历史的总体性实现空间属人性的彻底回归,认清空间政治属性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形态,为实现人的解放奠基。     

论哲学诠释学对传统科技哲学方法论的借鉴

传统科技哲学对待认知的理性态度，对于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与完善有着有益的借鉴作用。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走的是非理性主义这条人文道路，它把读者作为中心，不屑于一般诠释学者对方法论的探讨，而是要追寻此在的存在方式。哲学诠释学将人的非理性因素高扬，不可否认，这对于当下人的现代性反思有启蒙意义。必定人同样也具有理性的一面，虽然这在以往传统哲学中被一再突出，但现在我们不可顾此失彼。传统科技哲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也可在哲学诠释学理解中被吸收与批判，从而为哲学诠释学自身的完善增加新的因子。     

从哲学诠释学理解观看译者对源文本的解读

一切翻译工作始于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这一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哲学视角。根据哲学诠释学,文本理解是历史性的,理解者的合理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基本条件,在对文本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需动态地融合。翻译本质上是对源文本跨语言、跨文化的解释过程,译者不可能跨越源文本及自身的历史性,同时译者视域须与源文本及作者的视域调整并融合,译者解读源文本时产生的前见并非都是有害的,合理前见不可避免,并有助于译者对源文本的正确解读。     

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建筑术

政治建构主义是罗尔斯在后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早期所不能解决的公共证成的难题。他的建构模式基本来源于康德,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学说的自主和获得客观性。和康德不同的是,罗尔斯选取的建筑基石是实践理性的原则,而非实践理性,另外,他的建构目标是一个自由站立的、扮演公共角色的政治正义观念;建构过程的完成标准是获得反思平衡。罗尔斯的政治建构模型可以解决异议和分歧,具有契约论特色,为多元社会中一种学说的自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孱弱的。反思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知识构成的描述、意识形态的勾画、政治功能的凸显、理论结构的提取这四类方法及其分别引申出的四种研究导向,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可以采取四重推进式方法进路: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凸显和实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功用性。     

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合理运用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意识形态学说确立了一种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的诠释方法论原则,事实上开创了一种新的诠释学即实践诠释学,从而实现了诠释学领域的重大革命。马克思实践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突破了“理论指导实践”“意义先在”以及“释义学循环”的片面性或局限性,形成了基于“实践选择理论”的实践反思法、基于“意义生成”的理念生成法以及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经验析取法。要合理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必须正确处理好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分别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践哲学以及问题哲学等完全等同于实践诠释学。     

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语言和观念史考察

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罗尔斯的正当性证明问题研究

罗尔斯的正当性证明问题在英美政治哲学界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国内则相对缺乏总体研究.罗尔斯正当性证明的方法是和其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由于他同时运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导致人们对这些方法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解读马克思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哲学是人类生存（创造历史）以求解放的理性自觉， 因而马克思哲学的规范基础即是关于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分析。卢卡奇对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基 础进行了重建；马尔库塞又从存在论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解读，这两种解读最为 切近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然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含义尚需进一步清理，因为只有对 马克思哲学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才能认真对待马克思。     

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探析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本质以及政治科学整个发展进程和其蕴含的价值取向的考察和反思,是对政治科学的基本问题即研究主题问题的探究,其研究范畴指涉相关的问题域:由对政治的本质及分界问题的探求,对政治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过程的审视和对政治科学发展取向的价值判断的厘清等诸多问题建构而成。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的金里卡式回应

至善论与中立性之争是自由与社群之争后西方政治哲学向纵深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如何回应它们之间的争论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威尔·金里卡明确否认它们之间争论的关键是“正当与善何者优先”的问题,并把出现这一问题的起因归咎于罗尔斯本人的误述。通过分析罗尔斯语境中正当优先性的两种含义及其与中立性的关系可以表明,金里卡的归因并不正确,他对罗尔斯的解释存在两个误解。尽管如此,在回答至善论与罗尔斯之间的真正分歧时,金里卡也试图反思中立性原则。此种反思从人们的根本利益在于过一种美好生活之判断出发,论证个人自主性的重要性进而强调社会性文化也应作为平等关心的一部分。金里卡的回应因此既坚持了国家中立性,也明确援引社会至善论,从而打破了中立性和至善论两种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并显示出中立性走向与至善论和解的趋势。     

Apologia：申辩还是道歉？——《苏格拉底的申辩》的政治哲学解读

笔者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进行了政治哲学的解读。《苏格拉底的申辩》作为一篇法庭呈辞,可细分为公民之言和立法之言。通过对这双重言述的辨析,可以看到Apologia作为申辩,苏格拉底对哲学做出了政治辩护;Apologia作为道歉,苏格拉底则对城邦事物做出和解的姿态并对哲学自身提供一种反思。     

论冯友兰对新理学的反省和认同

冯友兰先生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始终不放弃哲学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对象既包括中外历史上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冯先生自己的思想理论。前一种反思,使冯先生决定了对中西哲学的理解评估、弃取融会,由此而建构了新理学;后一种反思,则主要构成了冯先生对其新理学的反省、批判和认同。这种反思再现了新理学的历史命运,反映了冯先生曲折的学术生活道路;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缩影,展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某些历史情状。清理一下冯先生对新理学的反思,会启发我们去正确地了解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应当追寻的目标和航向。     

论罗尔斯与诺奇克关于分配正义争论中的批评转化

罗尔斯和诺奇克关于分配正义的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事件之一,诺奇克指责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一种最终状态原则,没有尊重财富的历史来源。罗尔斯则回应说,诺奇克的转让的正义原则没有保持背景正义。罗尔斯的回应虽然很有洞察力,但对诺奇克来说却只是一个外部批评。然而,通过合理修正诺奇克的限制条款的内容,并利用限制条款和转让的正义原则之间的优先关系,可以把保持背景正义的要求嵌入诺奇克的资格理论内部。这一论证过程没有改变诺奇克"自然资源在被私人占有之前处于无主的状态"这一事实性前提和"对无主物的占有不能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这一规范性前提,因而就把罗尔斯从背景正义角度对诺奇克所做的外部批评转化为一个诺奇克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内部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