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诗歌言说策略的转换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躯体写作后,在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从躯体到语言言说策略的转换,使女性诗歌从性别意识的觉醒上升到语言意识的觉醒,并迅速从面向性别的写作,走向面向词语与诗歌自身的写作.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且形成了独立的审美体系.     

实践一种新的批评精神——论台湾女诗人钟玲的诗歌评论

钟玲的系列性台湾女诗人、诗作评析,体现了女性批评的要求与精神。(1)执著于女性的视角,注重女性经验在诗歌创作、读者接受及批评思维中的作用,呈现出一种感受——描述型的思维特征。(2)在文学中尽力伸张女性的地位,并通过系统总结台湾女诗人的诗作,伸张正在文学中高涨的现代女性意识。(3)求实的批评态度,谨慎的批评方式。并充分肯定男诗人在女性主义诗歌的理论与创作方面所作的贡献。但是,钟玲的批评思维,在女性生理经验与艺术的审美特性交汇处,主观的理性抉择有时不够明晰。     

爱欲与焦渴的生命咏唱──曾淑美情诗论

台湾女诗人曾淑美在爱情诗创作中，既有传统女性的浪漫与唯美，又有现代女性的爱欲与焦渴，还有徘徊在传统与现代间的女性不安和寂寞。她的诗揭示了生命与文化永恒冲突这一人生命题，体现了个性卓群的艺术特色。     

试论当代女性诗歌的“去性别化”写作——以杜涯、翟永明、冯晏的创作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女诗人中出现一种"去性别化"的写作倾向,女性写作不再是"脆弱""敏感""柔弱"等固化标签的代言词。在当代女诗人中,杜涯、翟永明、冯晏的创作比较独特。杜涯的诗歌从写作初期到现在一直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这种"无性别化"写作使她在谈论"女性写作"这个主题时鲜被提及。翟永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逐渐淡化自己早年提出的"黑夜意识",转向一种更加广阔、更加注重技术性的写作,这种"去性别化"写作方式,却因其"女性作者"的身份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冯晏近些年的大部分作品中看不出其女性身份,她将其女性体验极为节制地融入创作中,将其"女性意识"藏在诗歌语言之后,使其语言散发出来一种独特的气息。当代女诗人的这种"去性别化"写作,因其不再依附于情感的宣泄或身体的反应,而体现出艺术特有的思辨性和共振性,从而走向一个更广阔的艺术天地。     

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时空意识

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是在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生存时空下产生的现代艺术。诗人们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时空意识。透过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生成和其中表现出来的时空意识,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的审美经验和艺术追求。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1990年代先锋诗的生态及个人化写作成因

20世纪后期先锋诗经历了由诗意的先锋到诗艺的先锋,再转向诗意的先锋三大历程,并由1980年代的全国性的群体冲锋变成了地域性单兵突击,大学校园不再是先锋诗的实验园地.社会上的先锋诗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平民写作取代英雄写作,人性写作取代神性写作.女诗人由女性诗人变化女人诗人,迷恋真实人生.先锋诗人的生命意识与生活情怀常常多于文体意识和审美情趣,平民化实用性诗歌远远多于贵族化审美性诗歌.先锋诗的世俗化导致了诗人写作的个人化.重视现实生存甚至急功近利的先锋诗写作虽然有损新诗,却适合当时的特殊国情.尽管当前个人化写作仍有存在价值,但不能极端地倡导个人化写作,因为诗坛既需要诗艺的先锋,也需要诗意的先锋.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散文中的自然书写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散文业已成熟。其自然书写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意义有以下三方面:1.自然书写的乡情体现;2.自然书写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3.自然书写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这既继承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又融会现实时代精神与人生体验,在“生态学时代”的新语境下焕发出光彩。     

论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的技巧性

历代女诗人都比男诗人更重视“怎么写”而非“写什么”的特点与女性的生态体戚相关。既是中国妇女“女红传统”的诗艺体现,也是女性“独守闺房”的封闭的生存方式的结果。女诗人的技艺性、技巧性创作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职能,特别是使诗的游戏娱乐职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女诗人写作通常只有抒情和语言游戏两个目的,不像男诗人那样是为了“以诗取仕”,她们的诗歌写作几乎都是自娱性、自我宣泄性写作,写作的自发性远远大于自觉性。这种非功利写作生态有助于她们追求诗的形式技巧。     

论朱天文创作中的阴性书写方式

本文首先从"台湾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入手,剖析了其编剧--台湾作家朱天文在历史题材电影剧本创作过程中的阴性视角,继而指出朱天文所以采取这种历史叙述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阴性书写意识.阴性书写意识的生成一方面是朱天文早期受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更与当下社会生活中理想丧失、意志瓦解、商品繁复、物质鼎盛休戚相关.文章从感官书写和细节书写两个层面入手,以<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为主要分析范本,呈现朱天文创作中阴性书写方式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