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要求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这一过程中涉及的绿色发展问题值得关注。以2007—2019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数据为样本，通过计算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指数，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装备制造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有效降低装备制造业的碳排放，有助于实现降碳减排的目标；其次，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装备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且不同的嵌入方式对碳排放的抑制程度有所差异；最后，从作用机制看，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两个途径影响行业碳排放量。因此要实现中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发展，除了要坚持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嵌入程度，更要专注技术提升、优化能源结构、协同行业发展，从而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文章从嵌入程度和地位两个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发现尽管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明显提升但地位仍然较低,嵌入方式仍以加工贸易为主。利用按行业口径归集的中国高技术企业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发现中国高技术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其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高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以及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的提高都有助于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贸易便利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贸易便利化毋庸置疑是推动价值链分工体系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助力。采用2006—2014年42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在测算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提升;贸易便利化会通过提高对外开放度、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来促进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区分“一带一路”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看,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分时间段的维度来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研究结论将从贸易便利化的视角,为中国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可能的思路,继而为中国全面开放新体制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基于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耦合视角的集群企业升级研究

产业集群是一个具有地理集中性、地域植根性和社会网络性特征的新型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存在空间上耦合、时间上互动、同时升级的需求动机和可行性。在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集群企业创造、保持和捕捉价值,并且通过改变自身在价值链中嵌入的位置和组织方式来改善或巩固其在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并不是每一个价值链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集群企业必须通过提升集群内协作度、集群外关联度、集群创新度和价值链嵌入度来嵌入新的价值链,实现升级或成长。     

外资进入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吗？——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外资进入是否改变了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刻画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动态演进基础上,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影响。研究表明：2000—2013年中国企业上游嵌入度不断提升但程度较小,下游嵌入度相对较大却持续下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为负但攀升态势明显;外资进入推动了企业上游环节的嵌入度,对下游环节嵌入度产生明显锁定效应,整体上外资进入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向作用;一般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劳动密集型及低技术水平企业同行业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负向效应明显;进一步的动态效应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表现出显著动态抑制作用,会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从而有利于缓解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     

中国工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

本文将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技术进步理论纳入统一框架,测算中国工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节能技术进步呈现正U型曲线关系,只有进入拐点右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才会促进节能技术进步,且嵌入方式、嵌入方向与嵌入类型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复杂嵌入方式、前向嵌入方向与经济嵌入类型促进技术进步偏向于节能;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演变产生的技术溢出、市场竞争、路径依赖与污染转移效应四种作用机制相互抗衡、相互制约,共同决定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     

全球价值链嵌入、本土技术发展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在测算2000—2013年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基础上，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及其与技术发展的互动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比复杂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大，该结论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提高会从规模、创新和应用三个方面减弱技术发展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这反映出相对于融入全球价值链所面临的技术快速提升的需求，国内技术发展的支撑力不足，同时本土技术发展也会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这是国内对国际技术升级替代作用的表现。     

国际制造业转移与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国际制造业转移是当代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国际制造业转移实质是跨国公司价值链“片段化”和空间重置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加速国际化进程创造了条件。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本文提出嵌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并通过学习和创新沿价值链不断攀升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5G时代的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中国路径

在嵌入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被俘获”与“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相比传统行业,5G技术对数字创意产业的影响更为突出。基于现有中国5G技术及产业化的部分领先优势,数字创意产业有望成为引领中国新经济实现从“跟跑”到“并跑”最终“领跑”的战略性产业。以5G技术为时代基点,研究5G提升和重构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机理、影响路径、具体表现和作用通道意义重大。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理论分析表明,5G技术的发展将对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带来革命性影响,可通过技术创新、价值附加、地位攀升3个阶段式路径实现对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提升。以音乐、游戏、创意设计等细分产业为例,详细阐明了5G对数字创意产业施加有利影响的深层机理。为此,中国应该把握5G技术发展红利,从优化审查机制、强化内容创作、建立技术标准、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和加强国际合作等维度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创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实践,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思考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有希望通过主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目的,但是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并不会主动为发展中国家的功能升级提供条件,反而会采取种种措施进行溢出截断。中国为了成功实现价值链的攀升,需要更加重视企业内生能力的培养,创造保护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引导企业重视本地市场,并积极创造条件提升跨国企业的根植性。     

价值链理论视角的我国企业集群隐性升级

全球价值链的现状是一个"放大"了的准等级型集群价值链。显性升级是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U型曲线上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位置攀升,是技术导向性的升级模式;而企业集群隐性升级本质上是企业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倚重于集群网络资本的生成与整合。与显性升级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和我国产业格局现状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企业集群采取隐性升级模式更具可行性。章丘有机玻璃集群和诸城汽车企业集群的升级案例探索了我国地方企业集群隐性升级的实现路径。     

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

构建出口贸易碳强度指标,将出口贸易增加值与隐含碳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在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出口贸易碳强度演变趋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不同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标对中国整体与细分行业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行业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位置指数更高;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以2005年为界先上升后下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贸易碳强度水平差异明显。除位置指数外,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参与度、前向生产长度和深度GVC指数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均为正,且深度GVC指数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后向参与度和前向生产长度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减弱;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位置指数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出口贸易碳强度,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深度GVC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拉动作用减弱。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结构和技术效应均会降低前向参与度与深度GVC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正向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降低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中国进出口贸易分解及国际比较--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通过全球价值链（ GVC）重新测算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差额。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了分解,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在GVC中的参与度。结果显示：根据新的测算方法,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贸易顺差没有传统贸易统计的那么大,传统的中美贸易顺差平均高估达25％。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GVC参与率在1995—2009年呈逐年上升之势,而美日等国则呈下降趋势。     

出口产品质量与技能工资差距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基于出口产品质量改善的权属状况，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及其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是：相对于利用外资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改善，体现国内要素贡献的本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更有助于出口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升级拉大了技能工资差距；本土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在直接扩大技能工资差距的同时，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间接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利用外资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通过负向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间接降低了技能工资差距；在中间投入品进口较多、加工贸易占比较高、外资参与度较高的行业，最终产品出口质量虽然较高，但并未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扩大技能工资差距；高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更容易拉大技能工资差距。因此，在提高本土出口产品质量，促进出口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同时，要注重高质量外贸发展与技能工资差距缩小的良性互动。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述评

全球价值链(GVC)理论是可以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来研究全球产业结构和动态性的理论,能有效地解释和指导企业行为。GVC理论可以引导企业在新的全球产业组织新范式下持续发展。文章首先回顾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起源及演进;接着总结归纳了目前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主要内容;另外,分析了该理论国内外的研究态势;最后,对其研究前沿及发展动态进行了展望。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服务业位置及其政策逻辑

利用最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测算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服务业的位置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从前向和后向联系来看,中国产业的复杂和完备性导致中国服务业总生产长度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呈变长趋势,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断深化,但是其价值链位置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呈现三大特点：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区域化和本土化的地理格局发展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成为未来政策着力点。     

基于GVC和GLVC的我国物流产业升级

国内物流产业将进行新一轮物流产业升级,而升级的发展路径以及发展战略选择尚未见学者研究,借鉴全球价值链（global logistics value chain,GVC和全球物流价值链（global logisties value chain,GLVC理论,在GVC的基础上,提出了GLVC的定义,阐述了产业升级的内涵;从内外角度提出了我国物流产业升级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的构成,并进行了基于GVC和GLVC的物流产业升级动力分析;给出了物流产业升级范围扩展模式和升级深度发展模式,并给出了两种物流产业升级模式;提出了我国物流产业升级战略选择的四点思路。     

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路径和策略探析

文章首先阐述了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进程,然后分析这一类型产业集群以加工制造的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内在弊端,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处于“俘获者”地位、升级转型遭遇低端锁定、集群地域根植性较差等,最后结合全球价值链曲线的形状,提出珠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和策略,包括以制造和消费“两元”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向价值链左右两端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在集群内部延伸供应链、完善集群升级的政府支持体系等。     

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载体将要素分散到不同的国家,使各产品的生产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内,进而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程度。为探究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应,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有正向的行业调整效应和技术逆溢出效应的结论。提出为了使投资活动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应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速培养尖端复合人才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