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在日本的整合:兼论儒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２６卷第８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儒学在传入日本后使日本的政治、法律烙上深深的印记。同时,儒家文化在近代日本遭到全盘西论者的抵制,遭到国粹主义者的积极欢迎。儒家文化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而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勤俭等精神内核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动力;家长制已成为日本企业管理的支柱;同心协力精神形成了日本企业的集团主义经营方式;忧患意识形成了日本文化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叶普照摘编）论儒学在日本的整合:兼论儒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谢建明     

论戊戌时期湖南新旧派儒学观的分歧

对待儒学的态度不同,是引发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新旧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激进维新派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侵略,同时也为了宣传变法思想,提出了“保教”的主张,并在恢复真孔教的名义下,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体现出一种保教尊孔的精神。由此引发了青年学子对传统儒学价值的怀疑,造成了儒学信仰危机。保守派坚持对儒学传统的继承,维护儒学的知识体系———经学,体现出一种尊经翼教的思想。新旧两派儒学观的分歧,折射出儒学在近代社会变迁局势下的困境。     

论“五四”时期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面对围绕儒家文化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梁漱溟以"有责任讲明孔子学问"之态度,对儒学宗教性问题和西化思潮做出回应。他重新阐释儒学性质,重新鉴定儒家文化的蕴涵与价值,并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中为儒学的复兴指出了具体途径。     

论刘光蕡的“因时变学”思想

刘光蕡直面近代中国的现状,在深刻的国情认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深远的民族忧患意识的促使下,比照西学,对儒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儒学尤其是宋明以来的儒学自身存在务虚的不足,从而提出了“因时变学”的儒学改造主张。他提出的“因时变学”命题有具体的内涵和形成过程,并有其形成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据。     

论孔孟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孔子继承先王之道,开创万世之学,功盖尧舜;孟子一生弘扬儒学。孔孟儒学博大精深,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历经艰难险阻而傲然挺立。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爱国爱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崇尚和谐的民族精神。孔孟儒学对民族精神的塑造、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弘扬传统孔孟儒学对寻找民族精神具有现实意义的。     

《诗经》忧患意识原论

《诗经》是我国文学中充满忧患意识的最早诗集。其忧患意识丰富而深广:国运民瘼,世道昏暗,徭役兵役,人生短促,婚恋别离等,无不引发人们浓郁的忧患意识,它们是《诗经》时代社会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深远。在21世纪,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传统儒学与刘光弟的政治活动

刘光弟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维新志士,也是一位清正廉明、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封建士大夫。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但就其思想基础而言,仍是传统儒学。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论李东阳的忧患意识

李东阳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君、忧国、忧民三个层面。忧患意识伴随着李东阳入仕以来的人生历程,尽管其内涵、强度在不同时期有异。李东阳的忧患意识具有持久性、深刻性、前瞻性、进取性,从广阔层面上展示了其丰富的政治心灵世界与文化品格。     

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和创新

在中国和东亚的现代史上,儒学与西方文化一直进行着交流、互补和融合创新.利玛窦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曾认为,儒学与耶稣教的教义相通.儒学传到欧洲后,对一些杰出思想家如启蒙学者伏尔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儒家格言,就被写进了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当今的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有儒学的影响.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儒学更加受重视的时代.     

期待的落差与角色的错位——论仕明前后宋濂心态的变化

以宋濂的人生起落为主线,从人生期待与角色扮演两个角度,可探讨其仕明前后的心态变化。儒者身份和济世情怀是宋濂弃元仕明的主要原因。明初,宋濂因政治影响而逐渐丧失儒者身份,沦为“文人”角色。这种不以文人自期而终归文人的心态变化,造成了宋濂文章由沉雄尚气到中正典雅的演变。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讨宋濂文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元明之际文化思潮的变动。     

古道、古文、古式:宋代文学复古的方式

宋代的文学复古和儒学复兴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都是以恢复和绍述儒家文化为明确的主题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宋代文人的理论和创作的实际情况尽管复杂,但从复古的方式上看,主要就是内容上对“道”的极端强调、语言形式上崇尚质朴平淡、体裁上重视散体文和古体诗等。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河洛文化研究历史分期的意识形态

河洛文化研究存在"厚古薄今"的思想障碍。北宋之后的河洛文化被打入冷宫,除了文化自恋心理之外还有文化霸权和文化基础主义作祟。研究当代河洛文化是对整体性河洛文化的一次时空穿越,可以清晰地勾勒地域传统的演变轨迹,呈现地域自古至今交错叠印的人文岩层。     

服饰—重要的文化载体——浅谈宋代服饰与其文化氛围

通过对宋代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概述了宋代服饰的特点。从具有代表性的宋代官服、文人服饰与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禅宗、宋词、山水画等特定时期文化氛围之间的关系，阐明了服饰是重要的文化载体。     

宋代《春秋》学述论

《春秋》是宋代学者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此时期《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在于诠释、探讨、阐明经义,带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春秋》经传中的具体问题,学术性较强。宋代学者研究《春秋》的重要特点在于试图摆脱三传,直接从经文中去挖掘微言大义,这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逞臆说经的道路。     

儒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审视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有过两次大发展,形成了两个历史性高峰。第一个高峰形成发生在先秦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等,创建了儒家文化并且得以制度化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第二个高峰是宋代文化的复兴和新儒学的建构,主要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等。在经过佛教文化的长期冲击之后,儒家文化进一步吸纳诸子百家,特别是佛家内心修持的思想方法,产生了宋明理学、心学。新时期,随着世纪形势风云激荡,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合,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迎来了第三个历史性高峰,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资源与借鉴意义。     

论朱熹对形而上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宋明理学家承接将儒学构建为“通道”之学的新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形而上体系,是朱熹包括“北宋五子”在内的宋明理学家的新任务。朱熹通过吸收和改造佛、道及先贤的思想,建构了形而上的最高本体。他运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把它说成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最高原则。     

论儒家伦理的自然情感基础

宋明理学家在其道德学说中,经常征引《孟子》中“孺子将入于井”的譬喻。这一譬喻,在解释孟子人性论中所说仁之端的同时,还显示出儒家伦理构架一个根本性的理路：重视“情感的自然”。儒家伦理思想在核心点上特别表现出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基础,这一点与西方伦理学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以自然情感为基础,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并对推进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