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交际意图探究

汉代文人五言诗有着作者丰富的交际意图,这些交际意图是通过诗歌中的前景化设置和话语暗含表达出来的。"游子"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仕途的追求;"思妇"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爱情的渴盼。从话语暗含的角度来看,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追求仕途的寄托之作。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语旨研究

语旨是指交际活动所涉及的人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语篇中所涉及的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等。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参与者较为单纯，主要有浪迹天涯的游子和孤独寂寞的思妇，表现出了当时文人们所处的中下层地位和思妇的从属地位；其中的角色关系涉及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文人与达官显贵们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等。     

论班固的《咏史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兼评当代五言诗研究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

关于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时代问题，几十年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已成定论．本文对这种观点的依据重新考察辩析，提出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应在东汉初年．当代研究者多引钟嵘《诗品序》中一段话为主论依据．其实钟嵘并没有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而不成熟的看法，他说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是他对班固诗风的批评，并不涉及五言诗是否成熟的问题．班固的《咏史诗》从用的、内容表现、体裁方面看实际已很熟练．其写的“质本无文”，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本文认为．要探讨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问题关键在于弄清西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情况．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论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如果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对诗歌创作动因之合理表述,而在汉代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又以“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对人情加以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诗情的表现,那么,中国诗歌创作发展到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之文人五言诗潮的出现,则意味着诗歌艺术中人生情感的一次解放。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独特的文学更新力量,汉末诗潮不仅在创作上使自东汉中期以来文人之个性情感意识从潜滋暗长发展到汪洋恣肆,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改变了汉儒说诗重教化之风气,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以“情”为主体的表现理论。     

从东汉五言诗的社会地位看共形成的原初形态

东汉五言诗的产生和当时不受人们重视的俗乐有关，它具有俗乐哀怨的特点，而这恰恰满足了落魄文人抒情的需要，同时五言诗低下的社会地位又使文人不必像写作四言诗那样拘束，从而在诗作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在客观上成就了五言诗的审美效果，为五言诗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主持人语: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带来新视野

<正>木斋先生对古诗十九首的创见,带来古诗研究的新视野。总体来说,木斋对于《古诗十九首》的看法,大致可以罗列如下:首先,他区别"五言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差异,并将五言诗的成熟归于曹魏之后,认为此前的作品当不得代表"古诗"的体系,而作为古诗中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自然属于文人五言,并成于曹魏之际。此点将过往"西汉说"、"东汉说"、"建安说"作出一明确的取舍。     

温丽悲远 惊心动魄——《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三题

在汉代文人诗坛上,始终没有站立起以五言诗作命世的一代大诗人。只有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下层无名氏之作,为这个时代的文人五言诗赢得了莫大声誉。这些诗作的艺术成就,惊动过南朝诗评家钟嵘,被赞之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即使有了盛唐之诗光焰万丈的辉耀,明清时代的诗论家一提到     

论汉末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

汉末魏晋时期,文人的主体生命意识觉醒,一直不被文学关注的生死问题,已开始受到文人的普遍重视。汉末魏晋文人在死亡的阴影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有关死亡和命运的忧思,他们叹惋生命的无常、伤感人生的短暂、探寻生存的意义、期盼生命的自由律动、悲悯民生的疾苦与不幸……“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充满了一种普遍的生命情结和深邃的生命气息。     

论《古诗十九首》意象的特征

《古诗十九首》是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其内在之"意"与外在之"象"有其独到之处,本文通过对其意象及其组合方式的分析,把握古诗十九首意象的特征。     

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

汉末曹魏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其自觉和抒情特征之外,依然与政治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代围绕都城与王权的制度与文学观念体系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衰落而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汉末文人对新现实的表达;同时,曹魏集团也在现实政治目的下不断仿拟汉代文学和典制中展现的正统模式.他们的文学创造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性,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着已然定型于历史之中的制度与观念.     

《文选》赋中的生命哀伤意识

汉末以后,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为文人作品的主题,《文选》中便有7篇哀伤类赋,展示了一幅幅凄婉的人生画卷。     

论汉代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

文人五言诗作为汉代诗歌中的特殊一类,历来受到古今学人的高度评价。刘勰称它是“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钟嵘说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自六朝以后,学人对它的赞誉之词多有。然而,这些文人五言诗何以会产生在汉代?它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古人却缺乏深入的探讨。“五四”以来,由于受疑古学风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传统观念”,大多数学人都把这些诗篇看成汉末动乱时代文人思想的产物。如马茂元先生说:“它所反映的只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     

试析建安诗中的女性描写

游子、思妇以及弃妇、寡妇等是建安文人笔下的一个重要题材。这类诗作,大多表现了缠绵委婉的男女情思。男女情思,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诗经》、《楚辞》而至两汉的抒情诗赋,男女情思的表现绵延不绝。 以曹丕、曹植兄弟为首的建安文人,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而写下了大量表现男女情思的优美诗篇。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汉魏六朝诗中团扇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团扇自班婕妤《怨歌行》始进入诗歌成为意象,此后经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反反复复的动情歌咏,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人的审美取向。然而,团扇作为宫怨弃妇的象征始终是最主要的文化意蕴,并成为怨女思妇常用的情感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