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工程──关于“官德”建设的思考

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那么，这一系统庞大的道德建设工程应从何人手呢？抓住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官德”（领导干部道德）建设这个“牛鼻子”，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实乃当务之急。一、“官德”建设刻不容缓（一）领导者的地位、作用决定了“官德”建设的重要性。领导者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是社会的骨干和中坚，“官德”面貌如何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道德与法律的最大区别是道德不具备强制性，德的光大须依靠社会管理者去弘扬和示范。而领导干部正处于这种领…     

新时期官德塑造思考

官德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干部的作风。新时期新形势迫切需要以塑造官德改进干部作风,增强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引领社会道德建设,促进干部队伍的健康成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利完成执政使命。官德塑造具有很强的主体性,从一定意义上,无疑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已有塑造渠道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可以启动党员干部官德塑造主体意识,以传统官德修养精粹为底蕴、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引领、以我党的优良传统和经验为主体、以国外成功做法为借鉴、以读书活动为契机、以躬行实践为载体,内外兼具、良性循环的模式,才能发挥整体效应,取得良好效果。     

加强领导干部官德建设的对策分析

官德是领导干部的重要素质标准,加强领导干部官德建设可以从内在素质和外在约束两个方面进行。内在素质方面应注重信念、廉洁和人格提升,外在约束应注重制度、法律和监督完善。     

"旁观者"现象之我见

在当今社会,旁观者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前提条件,也有心理和道德两方面的原因。要消除这一社会现象,就必须加强道德和法制建设,用事实来教育。     

对政德、官德、行政道德的历史向度的考察

政德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推行的道德准则 ,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大德 ,是制度层面上的德性 ,也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德性。官德就是为官者的道德 ,尤指为官者个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素质。行政道德则是指管理国家事务的从业人员和行政部门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这三个概念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共同支撑着中国行政的历史发展。     

社会道德调控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道德调控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社会管理行为,它具有恒常性和广泛性、层次性和递进性、正面性和自觉性的特点,并同人类社会共始终。因此,道德调控对个体道德行为、道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道德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应客观评价道德调控的功能和作用,消除泛道德主义的影响;努力构建良性的社会道德保障机制;准确把握“应当”、“正当”和“不应当”的维度,给道德以正确的社会定位;道德调控应以“官德”为先,才能真正实现道德平等。     

论和谐社会中的道德舆论建设

本文对道德舆论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述,进而从道德舆论的引导、控制、价值等功能的角度分析了道德舆论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从道德舆论建设的原则、任务、重点和保障等方面论述了加强道德舆论建设的途径。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道德舆论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营造和谐舆论环境为任务,以加强道德教育,提高社会成员道德水准为重点,以建立健全道德舆论的实现机制为保障。     

梁衡论“官德修养”(之二) 常修为政之德极为重要

<正>上一期,梁衡先生与笔者就为官之道中的官德作了全面的分析。本期,笔者就如何理解官德的内涵,新时代官员为何要常修为政之德,与梁先生进行对话,并分享梁先生为官做人的思想成果。笔者:梁老师,新阶段我们党将防腐倡廉制度建设放在重要地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认为应该把"官德"教育放在怎样的位置?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关系论析

在社会道德生活中,除了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总体道德之外,依据人们不同的公共生活领域,可以大体划分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职业活动领域中的道德和家庭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它们互为作用.社会公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家庭美德是公民个体道德化的摇篮.我国在道德建设中,既要重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也要重视个人品德建设.相对于前者公德所具有的公度性、他律性和制度性而言,作为私德的个人品德则具有私人性、自律性和自决性的特点,并且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转化,构成了辩证统一的道德整体.公德建设和私德建设是当前道德建设的双重任务,既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从宏观上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以促进社会主义道德不断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道德,又要从微观上加强个人品德建设,注意提高社会成员的个体道德素质,以实现公德与私德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谐发展.     

梁衡论“官德修养”(之一) 官念与官德

<正>去年末,笔者参加了由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行政文化论坛。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梁衡在会上做了题为《官德建设的十个内容》的精彩演讲。梁衡从政治文化、行政文化和权力文化的角度阐明了当前官风、官德的重大问题,指出当前官德建设就是包括"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等十个方面主要内容,并细解当官就是要一心为公、一心为民、忠诚老实、     

德与周代选拔官吏政策

当我们从政治伦理标准的角度出发 ,将目光凝聚到周代的选拔官吏政策上 ,则不难发现 ,其显然受德的影响。德与选拔官吏政策的结合 ,是周代严格宗法制下 ,有效选拔官吏、使之在政治上获得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明古以鉴今 ,对周代受德影响的选拔官吏政策的探讨 ,对现阶段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 ,不无裨益。     

先秦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者提出的以“德治”为手段,构建“仁者治国、老少安怀”的社会政治目标和以“君子”、“圣人”为标准,构建“道德教化”与“自我修身”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及以人性的善恶程度的不同为依据,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分层理论等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理论,对我国的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先秦时期“忠”观念的产生及其演化

"忠"的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支柱,也是先秦时期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春秋时期,"忠"观念表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向,兼具君德、臣德、朋友之德等多重内客.战国时期,"忠"观念从一种具有普遍含义的社会价值逐渐缩小为一种具有特定主体与对象的具体的道德要求,"忠君"遂成为"忠"观念的首要内容,"忠君"观念呈现出绝对化倾向.同时,忠孝关系也成为战国时期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在二者的优先性问题上经历了从孝先于忠到忠先于孝的转变.     

对孔子德治思想的再认识

针对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时期充满纷乱、冲突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认为政治必须建立在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和感化的基础上,同时特别强调德治的关键在于当政者的道德操持.孔子的德治思想饱含人道主义、民本政治因素,不仅对推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其合理内核部分对加强我国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仍具有较大的文化支持意义.     

“京师三大家”对清初金台诗人群体的影响

活跃于清初顺治时代京城诗坛,被称为“京师三大家”的王铎、薛所蕴、刘正宗三位诗人,对清初京城后进的金台诗人群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顺治末年至康熙初期的“燕台七子”“海内八家”“金台十子”等新兴金台诗人,多有受其教诲与提携者.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开辟共产党人为官理念的新视野

"人品即官品,做官即为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命题,也是共产党人为官理念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认真研究和探讨这一科学命题,开辟共产党人为官理念的新视野,对于当前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为官理念,提高干部思想道德水平和执政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构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政府人范式

关于政府人的人性预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由"道德人"转向"经济人",第二次转向是由"经济人"转向"公共人".作为对"道德人"和"经济人"超越的政府人预设,要既能发挥对政府人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政府人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政府人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政府人的基本角色是"正义人".     

传统人地关系“厚德”与“中和”思想刍议

我国传统的自然观与人格化是统一的.是以"德"与"和"为中心的,因此在人地关系方面更加趋向人格化伦理.古代传统"地力常新"的土地改造思想,对当代生态保护、控制其环境蜕化上有很大借鉴意义.结合西方景观理论中"千层饼模式"的地图叠加技术,在大范围的景观与环境规划中,为寻求适应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From Gratitude to Lamentation: On the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Economy of Gift,Gain and Loss

The passing of Nelson Mandela and other figures of (diverse) contemporary importance may prompt the interesting question of how we might or should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moral function of lamentation in human life.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such responses are not just of emo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of serious moral import. To this end, the paper proceeds via exploration of conceptually and morally suggestive correspondences or resonances between the logical grammar of lamentation—which, to be sure, has received almost no latter day analytical attention—and that of gratitude or thankfulness in which there has been an enormous explosion of academic interest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is no less case for a moral virtue of lamentation, than for a virtue of grat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