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务监督制度的缺失与完善——以浙江省X村村务监督小组制度为例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管理组织形式,如何保证村民委员会的决策与行动切实代表全体村民的利益,是村级民主治理的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村民委员会的公共性村务活动进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通过对浙江X村村务监督状况的实地调查,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难题,提出有待改进的若干思考.     

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的动力与成效——基于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调查与分析

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创新.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具有分权制衡、制度规制、全程监督、精英监察等特点.这项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是农村治理危机、农民自主行为和地方政府主动推动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促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正向创新,又是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正效创新.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国家整合、组织生长与农村公共财产治理机制创新——后陈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解读

在国家“行政权”的培育下,后陈村首创了村务监督委员,为村民的公共参与提供了组织载体。由此,村民得以广泛地参与村级公共财产的治理,为村级公共财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笔者以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能有效破解农村公共财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后陈村“民主理财”的实践具有较强的应用与推广价值。     

村监委:农村权力运行监督制度的创新之举——关于河南省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思考

农村基层反腐倡廉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选用得力载体加强对村务的有效监督,推进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建设,是各级行政部门必须认真面对并要切实抓好的大事。河南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于2005年试点,2010年全面推广,目前河南省99.5%的行政村(社区)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有很大发展空间,随着其进一步推广实施,将会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实践逻辑与可行路径研究

中国是一个乡贤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与绅权的分立与交织,造就了传统乡贤的出场。在传统乡村治理中,乡贤扮演着沟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国家权力与草根社会的重要角色。及至当今,随着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贤在乡村治理和村务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渐趋显现。一些地方展开了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站嵌入村务监督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促进乡贤嵌入村务监督,当前中国理应进一步拓展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思路与渠道,健全完善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保障措施,即细化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规定,夯实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法理保障;完善乡贤归土返乡的激励保障机制,大力培育弘扬乡贤文化。     

村治研究的分层与深化——对乡村政治研究的一项初步分析

村治即村级治理。村级治理是指村庄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因为村庄公共权力的产生方式及其性质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村治研究事实上也就是对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组织、管理与调控的方式及过程)的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     

双层共创与动态均衡：政村合力下村级议事协商制度现代化实现路径

积极发展村级议事协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乡村人口结构、业态结构的变化必然带动乡村治理内容和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地通过政策实验推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提升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能够促进制度现代化转型。在尊重创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分析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案例发现：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差异实为制度在实践场域中的结构化路径差异，基层政府制度供给策略与村庄自主调适共同影响了制度创新的结果差异。在推进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过程中，要注重和坚持乡村治理系统的动态均衡，把握影响村级治理系统动态均衡的关键变量，找到一般经验与具体实践的连接点，实现政府与村庄的有效互动、村民与居民的有效共治、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有效互嵌，从而逐步推进和最大限度地提升村级议事协商实践的治理效能。     

我国村务公开的问题剖析与对策探讨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断突破和创新,向深层次、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向迈进。理论研究领域也日益从村民自治转向村级治理等深层次研究领域,村级权力运作、村委会建设、村庄日常治理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引起中央高层高度重视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就变成了这些新的研究领域的实验场,村务公开的现状与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与遭遇的困境、可能的解决思路等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考察点。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权力博弈

作为传统的一把手,村支书一直执掌村中决策和管理大权。然而随着村民自治在农村的强力推进,村委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村民直选的村主任作为村庄的法定代表,要扮演“当家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传统村庄权威村支书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即政务村务治理权的力量博弈。实际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协调与否,不仅同各自的权力来源和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个人影响力有直接关系,而且同现实状况关系密切,博弈结果因而呈现多样化。     

村民自治体系中的村民小组研究

村民小组是一个天然的利益共同体,社会资本存量丰富,在村级利益表达和相关政策执行中发挥着独到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维持稳定、高效的村民自治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充分发挥村民小组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我们应该从规范村民小组长的产生方式、建立村民小组会议制度、明确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的关系、完善有关村民小组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加强村民小组建设。     

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基于一个浙江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

这是一篇基于一个个案研究而企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的论文.通过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是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基本的发现是:七一村(个案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通过研究发现七一村的村庄政治属于发展型的权威主义,并且有着"父爱主义"的色彩;无论从规章制度文本、会议制度还是决策机制,七一村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形成了"能人政治"、精英治理.这将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村庄的一个长期的模式.七一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20世纪中国的大变迁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的变化.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可为中国农村内部秩序重建提供学理的根据与对策建议.     

传统村庙的当代变迁及实践逻辑——浙南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考察

村庙信仰是观察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村庙重建、民间信仰习俗渐趋活跃已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通过对浙南一个普通村落——Z村马氏天仙殿重建的考察,展示了村庙由断裂走向复苏与转型的当代历程,分析了村庙重建的内生逻辑和外部动力、变迁与转型的主要特征和实践取向,及其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村庙变迁与村落变迁的诸多关联,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应有效整合村庙信仰资源,以实现村庙信仰习俗的当代意义.     

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上虞戴家村“四不出村”工作法为例

上虞市戴家村的基层组织和干部根据村庄实际,回应村民需求,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创造了"四不出村"工作法。即群众办事不出村、矛盾调解不出村、信息咨询不出村、致富求助不出村。这一创新构建了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建立了需求导向的农村社区服务运行新机制。既体现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工作重心由管控转向服务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向,也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回归和拓展。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论大学生村官的学习力及其培育

党中央全面部署实施的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希望大学生村官能够在农村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农村干部队伍素质、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但是,由于大学生村官的学习力不足而使这些目标并未完全达到。大学生村官学习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学习动力迷失、学习毅力衰减、学习能力弱化。地方党和政府应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引导大学生村官把自己锻造成学习的主体,为大学生村官搭建学习的平台,全面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学习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俄罗斯村社传统对土地所有权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

村社制度是俄罗斯社会最基本的文化传统,在俄罗斯社会变迁中始终作为永恒的背景影响着俄罗斯社会发展,尤其是村社土地公有制度始终伴随着俄罗斯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俄罗斯土地问题的困境也在于土地私有化和村社土地公有文化传统的冲突,走出困境构建俄罗斯未来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立足于村社传统。     

找回村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读后

陈柏峰的新著《乡村江湖》,以“混混”问题为切入点,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使我们在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中看到了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从陈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如何重塑村落社区的“公共性”,培育农民的社会自治能力,真正地“找回村庄”,是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