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支出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1978-2010

以1978—2010年的国防支出和GDP实际值为样本数据,利用新古典国防支出需求模型和MS-AR模型,通过结构性分析发现: 国防发展战略是影响中国国防支出需求结构性突变的主要因素。国防发展战略和上期国防支出是影响国防支出需求变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国防支出受国防发展战略的影响大致经历了“负增长期”“低增长期”“补偿性增长期”三个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上期国防支出和当期GDP对国防支出的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 1989年后当期GDP和当期国防支出的关系由负向转为正向,1997年后上期国防支出对当期国防支出的贡献增加了3.56倍。实证结果证明: 近年来国防支出的较快增长是对过去历史欠账的补偿性增长,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国防费最优结构的确定——对军兵种间分配比例的实证研究

国防费支出在军兵种间的分配结构,直接影响到军队整体战斗力水平的提高,也关系着陆军、海军、空军和二炮部队的协调发展,具有研究的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目前国防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已有大量文献进行定性研究,但是定量研究还比较少。文章尝试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对国防费在军兵种间分配结构进行研究,首先结合我军现实状况,进行历史的纵向分析和国际的横向比较;然后综合各位专家意见,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这一指标的理论结构;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方向。     

事实胜于雄辩——驳“中国军事威胁论”

近年来,国外不断有人拿中国的国防开支做文章,炮制“中国军事成胁论”,以混淆视听,挑拨中国同邻国的关系,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最近《人民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胡平博士。他以充分的数据和事实以及多方面的国际比较,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种谬论。 问:国外有些人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其主要依据是“中国的国防费连年大幅度增长”,实际情况怎样? 答:国防费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历来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开支水平的主要指标。中国国防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近20年来一直在下降。根据中     

基于状态空间法的战争的经济承受力研究

在保障国民经济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研究战争的经济承受力是适应高投入、高消耗的信息化战争的需要。选取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战争的经济承受力指标,建立引入国防变量的联立方程模型,采用经济控制论中的状态空间法构造国民经济系统的状态方程,研究国民经济系统模型的稳定性、能控性与能观测性,并在系统稳定性的基础上测算了战争的经济承受力。研究表明,现阶段在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稳定运行的前提下,中国本期的战争的经济承受力应不超过上一期GDP水平的26．92％,中国在2013年能承受的国防支出的临界点为139801亿元。     

河南省财政农业支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为例,选取1980-2006年间河南省财政农业支出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为分析变量,根据格兰杰(Granger)定理,运用Eviews软件对所选择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展开关于河南省财政农业支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河南省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事业费与农业科研三项费用支出对粮食生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短期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事业费支出对本期粮食产量增长影响不显著,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即上一期的支出对本期粮食产量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优化河南省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政策建议。     

盐税与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

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盐税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认为其不但是中央军、政等开支的最重要来源,还是偿还债务的重要保障.通过对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中盐税支出活动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盐税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影响的SVAR分析

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焦点。基于1978—2009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不同,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挤出效应;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中央财政支持对西藏农牧民收入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和向量自回归模型

本文选取1978-2007年西藏自治区中央财政补助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的有机结合进行研究,发现两序列间存在长期均衡.对标准化协整方程和误差校正模型的分析表明,抽样区间西藏农牧民收入的增长对中央财政支持形成了长期的、稳定的依赖,且后者是前者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均显示,来自中央财政的补助在过去三十年内对西藏农牧民收入产生了持续性的贡献.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认为中央对西藏的扶持主要使汉人受益,藏民反而被边缘化的言论是与事实相违背的.     

基于扩展(Lag-Augmented) VAR 模型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着迷的话题。学者们也一直在为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找理论基础,而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什么关系需要实证检验,通过对以往实证文献的评述以及实证数据的分析,文章选用扩展的VAR模型对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证明,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经济增长到国防支出的单项因果关系。     

基于社会福利指标的我国财政支出合理化研究

财政支出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通过设计社会福利综合指标,利用1978—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水平与社会福利综合指标进行了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综合指标存在显著的"Amey曲线",但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过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足;地方财政支出过多,中央财政支出不足;在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投资比重过大,用于公共服务支出过少。研究结论对我国财政支出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改进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     

国防经济建设的特征、规律与思考

作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交叉部分,国防经济建设主要解决国防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它具有阶级性、布局性、系统性、消耗性、经济性、计划性、伸缩性等特征。国防经济建设领域有很多客观规律。我们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把握国防经济建设的趋势,搞好自身的国防经济建设。     

西部大开发：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西部大开发是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论述了西部大开发中坚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因 ,分析了西部大开发给国防建设带来的历史机遇 ,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坚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     

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治理体系基本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强调了推进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两者的建设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主要任务就是治理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优化配置国防资源和经济资源。研究认为:统筹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经济资源组成,统筹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主体多元化、方式规范化、形式制度化、手段法治化4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制度体系,分别从体制、机制和法制这3要素研究治理体系及相互间关系,形成统筹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新阶段统筹工作要以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工作机制、法律法规体系、政策这5个方面为重点开创统筹治理新局面。     

基于财政资源配置视角的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的实证分析

从财政资源配置的视角,选取军事财力总量均衡、财政资源配置结构合理、国际国内关系和谐这三项指标来刻画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尝试展开实证分析,测算出目前我国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程度大约为77.7%,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国际国内关系和谐程度处于基本协调状态。为此,我国政府除了需要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外,更需要关注国际国内关系和谐,加强军民的融合发展,以进一步达成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双赢局面。     

论邓小平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

邓小平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防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是,国防现代化要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要提高军队质量建设,加强科研,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把常备军与后备力量结合起来,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深化国防教育,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稳固的国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保障。国防建设与和谐社会要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就必须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建设和谐军营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军队战斗精神培育与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关系;抓好军队信息化建设与发挥信息化人民战争作用的关系;创新发展军事高新技术与创新发展国家高新技术的关系。深化国防教育,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是我们所要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认同建构中的时间取向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时间性”密切相关。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两大建构路径,即“现在—未来”导向路径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可以看出,在时间性的三个层面里,“现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现在—未来”导向的路径从未来寻求合法性,主张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民族认同的建构所依据的是精英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民族国家的规划。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则是从过去寻找合法性,以回归传统、挖掘新的传统或是重构传统的方式,通过与“过去”建立起联系,使自身权威化。无论是哪一种路径,民族认同建构都是以“现在”为核心的。因此,在民族认同建构的“时间性”问题中,“现在”之重要不仅仅在于“民族认同”是现代现象,它更是重组过去和未来关系的关键。相对于“真实的过去”的不可改变,“未来”的不确定,“现在”却为建构者的主体经验参与到认同建构中提供了机遇。在重组过程中,建构者得以充分调用“过去”和“未来”的资源,使民族认同获得它所需要的多元的合法性。     

民营企业参与国防工业的制度问题和运行机制

鼓励非公经济参与国防工业建设是我国国防改革的重点,但目前相关的运行机制还并不完善。通过与美日等国相关制度的对比分析,我国在民营企业参与国防工业制度设计上存在四方面的问题,包括民营企业的准入制度、退出制度、民有国防知识产权的使用、国有科技成果保护问题。这要求政府部门必须转变思想、灵活运用,完善法规条例,更大程度地尊重和维护民营企业的利益,同时加强对国有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努力协调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权益,修补制度问题,尽快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民营企业“参军”的运行机制。     

中国国防科技研发投入特点及对策分析

目前,中国国防R＆D投入总量和投入强度都在逐年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但与美国等国家依托自身高度发达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致力于发展压倒性优势的武装力量相比,中国的国防R＆D投入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来说都处于较低水平。形成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中国国防科研部门在科研成果向民用领域转移和应用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为此,应加强信息沟通渠道建设、规范国防科研的投资管理等建设性措施。     

初论国防经济学思想演进

国防经济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国防经济理论和国防专家,其核心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通过对国防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归纳和梳理,将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分为战争经济学、初期国防经济学和当代国防经济学三个阶段。研究发现:在战争时期,战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表现为利用经济为战争胜利服务;在“冷战”时期,国防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如何优化配置国防资源;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其核心思想已经转变为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相互促进。这说明,国防经济学从诞生时的战争导向思想开始,不断朝向以资源配置效益为主题的经济学轨道演进。正是由于国防与经济作为矛盾双方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才促进了国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根植于中国具体国情,辩证看待西方国防经济学的思想成果,将其用于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历程中去,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