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思想之意图”的背景理解: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展开(下)

三、政治、宗教与理性：“礼之象征”、“气的感通”与“连续型的理性”对于生活世界及文化氛围所显示的血缘性纵贯轴做了一总的理解与诠释之后，我们进一步的看看由此“血缘性纵贯轴”所成之“宗法国家”所重视的“礼之象征”，并进一步理解其于“宗教”上所重视的“气的...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     

柳宗元政治伦理思想探略

基于"天人相分",柳宗元指出政制滥觞于圣人解救"生人之患"以"聚众立国","大中之道"和"生人之意"是政制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伦理依循,其中,"大中之道"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觇标和方法圭臬,而"生人之意"则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主体诉求。官员为政,其关键在于确立"吏为民役"的角色定位,行"大中之道"以实现"生人之意",践履"梓人之道"以"佐天子相天下"。     

道与学——孟子圣道传承论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传道”之义，肇端自孔子，孟子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圣道传承论。此圣道传承，包括“道”“学”两面的统一。在传道的谱系中，“闻而知之”的圣人，以内在性的倾听独知天道，凸显了“道”的超越性意义；“见而知之”的贤人，将圣人得自于天的创作落实为制度典常，凸显了“道”的实践品格。此“道”既有理性人文义的开显，亦保有个体证会独知的超越性意义，而不陷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孟子自觉担当圣道之传，其“学”的一面，乃由子思、曾子而上溯宗本于孔子，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学术新统建构的意识和自觉。孟子继孔子集“圣”“学”为一体之学统建构，不仅是“学”的接续，更是一种道义的担当。“道”落实于“学”,乃以一种名言逻辑和理性自觉的方式十字打开，引领社会的精神生活，展开为一种可大可久的活的文化传统。孟子的圣道传承思想，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当代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浅析《老子》的“无为”思想

《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言行听从“天之道”,即听从自然法则。“天之道”在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是“善政”和“无事少争”。“无为”思想的社会原因是统治者的奢侈和暴虐,哲学依据是“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治”的方法主要有“不见可欲”、以“愚”治民和实行宽政。《老子》指出,只有具有“玄德”的人才能自觉地按照“天之道”办事,“无为而治”归根结底是要求统治者按“玄德”办事。所以,“无为”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治国论。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及其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爱”都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是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的明显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的差等之爱,长期以来被国人奉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局限于五伦与三纲为基础的礼制框架内,从而使其无法跳出宗法血缘社会的羁縻。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平等之爱的思想总是与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广泛渗透到以平等为其本质之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系统之中。     

“内圣外王之道”的衍化

先秦道、儒学术,其宗旨俱在讲明“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主要针对最高统治者立论,其基本义为由圣而王,即统治者以德性修养为出发点,凭借自身“圣”之德力悦服、取信于人,进而“王”天下。究其历史文化渊源,实本原于上古“竞于道德”之原始民主政治。以其陈义高远、缺乏现实可行性,儒家诸子于讲习之余乃以斯道自任,认其为自身之人格理想与人生价值目标,其“外王”内涵亦发生重大变化。秦汉以降,大一统专制治下,“内圣外王”之人生价值渐趋于重内轻外,并最终倾斜于外,其涵义亦世俗化、庸俗化,流失原始儒家的崇高性。宋元以来,《大学》成为科考教材,借助科考的影响力,经由举子童蒙的诵习,“内圣外王之道”为一般社会民众所熟知、认同,进而泛化为社会各职事阶层普遍之人生理想。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经典”与“理性”的平衡——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

强调"天启经典"与"人类理性"之间的平衡并举是伊斯兰哲学中正和谐之道的重要思想内涵。伊斯兰哲学强调"经典"与"理性"两者各有所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穆斯林既要遵循"经典"的引导,遵行经典教义,也要发挥"理性"的作用,思考万物奥妙,探索宇宙真理,恪守中道,不偏不倚。历史昭示,秉持"经典"与"理性"的平衡历来是伊斯兰哲学的主流思想,也是伊斯兰文明的成功之道,而偏离这一中正和谐之道,就会导致各种极端思想和极端主义的滋生。深入理解伊斯兰宗教哲学中正和谐的思想内涵,平衡协调和正确把握"经典"与"理性"的关系,弘扬伊斯兰文明的中道思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成伣“浮休子寓言”思想发微

成伣是朝鲜王朝的著名文人,他创作的“浮休子寓言”思想深刻,主要讨论治身之道与治国之方。成伣论治身与治国,首先确立其根本价值,论治身以人的“性之所能”为思想基础,关注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个体全身之道;论治国则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根基,倡导统治者要施仁保民,注重选“才”和生“财”。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主体的构建：吴趼人小说中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

吴趼人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围绕“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文化主张而展开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是这一文化主张具有标识性的两个体现者。“怪现状”现象是清末社会的文化写真,小说家通过“固有之道德”这一装置,揭示了儒家文化在清末衰落的事实,构成了“恢复”儒家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文明境界”是对未来国家的文化想象,小说家通过对道...     

张载心性理论对张伯端内丹学说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人性二元论确立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对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否为张载所独创,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就此进行初步考证,认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张载本人所独创,在理学创立时期,理学思想影响到了道教。笔者相信,这一事实一经确立,将有助于对理学大师思想原创性的认识,也将有助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互相影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中国古代“交通”概念发微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交通”一词不是指日常意义上的交通运输,而是指天地万物之间的沟通、交流。从“交通”概念出发的中国古代哲学,体现着一种“交通成和”、“化生万物”的对话范式,其核心是事物之间的对话即“交”,强调时立双方水乳交融的统一即“通”,以达到“和”的最高境界。由“交通”不仅可以构建出万物平等相交而化生的宇宙图式,也可以推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而成和的政治伦理规范。“交通”思想体现着宇宙之道,生命之道,社会之道与伦理之道,为解决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调查研究：“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调查研究：“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浅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赵玉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立足现实，以丰富多样的现实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点，以调查研究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之道。笔者就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调查研究的几个问题做些初步探索。一、要用正确的理论来...     

中国传统美学“意境”之“意义域”开放性构成及其学理渊源

就中国传统美学“意境”说而言,其意义域建构追求一种空灵性和生成性,推崇意义域营构的自明性和开放性,注重构筑的自然态势,强调意义域生成的张力和弹性,追求象外之意。这与中国哲学所谓的“言不尽意”、“立象尽意”说的影响相关。“意境”美学思想可以说最早就包含在老子对构成宇宙万物之“有”、“无”一体的“道”及其富有生机活力的描述中,并规定着“意境”所要透过“境”以表现其意义域的开放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