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与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具有行政性、强制性和执行性。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部分强制执行的权力。根据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执行主体,行政立法将行政强制执行分为行政机关自行实施和申请法院执行两种类别。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缺乏统一立法,行政强制执行权划分模糊,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不健全。应对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强制执行机关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     

德国新债法时效制度变革及启示

德国<新债法现代化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重大改革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对我国民法典草案时效制度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借鉴德国时效制度立法, 完善现行时效制度的以下领域: 适当延长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调整时效中止、中断事由的相关规定;尊重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意思自治精神, 禁止法院主动适用时效制度;科学准确地阐释时效的相关概念, 弃用"诉讼时效"概念而回归"消灭时效"的科学提法.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和解制度

行政法学理论通常认为执行和解不得在行政领域实施。但笔者认为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行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可自由行使。本文采用逻辑类推方式,具体阐释了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分析了指出执行和解的限定条件、法律救济以及非诉强制执行中法院审查等相关问题,以期为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提供一些立法参考。     

我国时效立法的完善

时效制度立法是各国民事立法的重要内容。文章主要通过对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在历史上的起源,发展和现代变革的简单论述,借鉴各国成熟的时效立法制度及差异,在我国物权法已经出台,即将完成民法典编撰的契机中,阐述自己对于我国时效立法的观点。     

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制度分析与重构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有的立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行政强制执行为辅”。其主要价值是确立和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介入程度。在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性和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行政强制执行设定权、分离审查主体和执行主体、增强对间接强制执行的监督等改进措施。     

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拆除程序:争议与辨析

《行政强制法》第44条为违法建筑行政强制拆除设定了特别程序,但其规定存在很大的解释性空间.该法没有为所有涉及违法建筑管理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给予普遍性授权.对于违反《城乡规划法》的违法建筑来说,有关行政机关则不能选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理论和实践中,公告程序的操作存在多种模式.公告的对象应当是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先公告后催告的程序最具有合理性.“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排除适用系针对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其目的是防止对当事人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但是它将严重影响违法建筑行政管理的效率,其立法的理论基础值得检讨.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模式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已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因此,重新认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科学合理地设计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对于促进中国的行政强制立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就是要通过行政诉讼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设立,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能否得到实现。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制度的规定,由于立法技术上存在一些缺陷,容易使人对法律条文产生歧义和误解,比如：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时效的规定既不全面也不清楚;关于补充证据没有规定其条件、时效等重要问题;对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条件、目的等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不及时对上述问题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将使得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实现     

论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难,法院行政执行负担过重使审判受到影响,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缺乏规范等。我们可以借鉴他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积极经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     

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研究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皆由行政机关和法院所共享，但侧重点却不尽相同。英美国家多由法院掌握行政行为的执行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大多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自二战以来，两大法系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即行政执行权与行政命令权各自独立，这是现代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作法的不同本质上源于对效率与公正的不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