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模式：“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的社区创新

长寿路虽然只有三公里多一点，却是上海“三横三纵”道路网络中东西向主干道之一，交错的路网间，记录着大上海开埠以来的风风雨雨。迈入新世纪，以长寿路命名的长寿街道（社区），开拓出了城市社区发展新路。2002年，该社区成立了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塑造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新型关系，其探索社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践行卓有成效，     

我国农村民族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良好的社区服务是农村民族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开展多元化信息服务,拓展社区公共教育服务,发展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和建立健全社区保障制度等,是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新农村民族社区的必由之路.     

社区民间组织发展如何突破瓶颈

在基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及有效运作，特别是它同社区的其他组织，如政府组织、居民组织等形成的网络状的互助和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承载着社区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职责，意味着社区的成熟，也昭示着社区的发展方向。     

多民族地区乡村民族社区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民族社区的建设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加快民族社区的发展,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问题,而我国的民族社区又主要集中在西部贫困地区,有的民族社区还处在深度贫困之中。因此,应当加强民族社区的制度发展研究、关注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意识及民族社区的经济发展,探索其发展模式;同时,还必须研究民族社区的文化发展。因为,民族社区的村寨文化,不仅是民族社区精神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表征,对于加强社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战胜贫困、实现社区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按照管理民主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必须因地制宜改革现有乡镇体制,完善基层政权对村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规范发展新型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以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刍议——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农村水利基层管理组织为例

公共权威体系的运作不仅要解决其现实性问题,还要解决其合理性问题。以历史时期山西地区基层水利治理中的公共权威运作为例,全面检视了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问题,并从传统乡村社区中公共权威产生的现实逻辑,乡村社区公共权威与作为基层水利治理基本制度设置的水权制度的关系,其为村落公共空间提供的价值认同与契合三个方面展开。     

“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践运行逻辑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乡镇政权的性质与运作,乡村关系与乡村权力结构、乡村自治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核心概念,以此强调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的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因此,当前农民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严峻,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治理危机。     

优势视角下的西部乡村民族社区发展

运用优势视角对西部乡村民族社区的优势与发展进行分析、解读,可以发现优势视角下的社区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实践模式,它聚焦于社区的优势、潜能和成绩。从优势视角出发,可以走出一条推动西部乡村民族社区发展的新路子。     

"市镇村体制"下实现城乡和谐的路径探析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县乡村体制＂正逐步向＂市镇村体制＂演变,这种演变的内在合理性从根本上言之在于改革开放让我国国力大增,从而有能力把＂县乡村体制＂改造成＂市镇村体制＂。要根据＂市镇村体制＂的四大功能即发展功能、服务功能、文化育民功能和民主法治功能来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根据＂市镇村体制＂统一规模地来设计和谐统一的城乡运行制度,推进我国城乡统一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和谐。     

我国城市民族社区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2008-2017)数据

本文借助Cite Space5.1对来自CSSCI数据库中近10年来我国城市民族社区研究领域的核心论文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核心机构与作者网络特征以及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以分析民族社区研究领域发展情况。数据表明,我国民族社区研究核心机构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具有浓厚的地方性特点;城市民族社区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集中,高产作者以中青年为主,并呈现年轻化趋势;国内学术界主要是围绕"建设什么样→存在什么问题→怎样建设"民族社区这一思维进路进行研究。关注度最高的主题是民族社区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其次是民族关系、旅游开发、社区建设与民族互嵌型社区等;未来会加强民族社区的研究力量,进一步加强民族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学科交叉研究。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精细化及其实践机制

在浙中农村,乡村治理体制日益向精细化转变,典型体现在村干部坐班制、职责分工、绩效考核、问责体制四个方面。制度精细化多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其动力来自于规范权力运作的政治目标。不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制度精细化在两个层面与乡村社会发生互动：一是面对乡土性与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制度精细化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的存在;二是制度精细化是自上而下行政动员的体现,而非自下而上农民治理诉求的反应,这使得村级组织的接点治理不再可能。制度精细化趋势的背后是基层制度建设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应在村民自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让村民自治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     

政府意志与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研究

政府在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农村民间组织制度安排的变革离不开政府的意志表现和努力意愿。为使农村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威推动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同时为防范民间组织的异化风险进行严格的管制,客观上造成了农村民间组织发育成长的延缓。政府创新,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民生本位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简

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灵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少文化内涵、呈现低层次运作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管理“政社不分”、权责不明;社区自治功能缺乏、居民参与意识淡漠。而由“全能型”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文化建设,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工程”,缺乏社区文化建设内涵式发展中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民生本位时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本着“以人为本”、社区参与和民主自治的内涵式发展理念去指导其实践,才能将这一“文化惠民工程”真正回归于社区本位,服务好社区民众。     

民生本位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灵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缺少文化内涵、呈现低层次运作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管理"政社不分"、权责不明;社区自治功能缺乏、居民参与意识淡漠。而由"全能型"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文化建设,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工程",缺乏社区文化建设内涵式发展中所倡导的"人文精神"。民生本位时代,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应本着"以人为本"、社区参与和民主自治的内涵式发展理念去指导其实践,才能将这一"文化惠民工程"真正回归于社区本位,服务好社区民众。     

乡镇社区发展模式和道路比较研究--以江苏省的三个周庄为例

“三农”问题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战略性问题,宏观的“三农”问题必然要通过微观的农村社区发展来加以解决。相对于县域地区和村社社区,乡镇社区更有利于推动农村社区的综合发展。江苏省的三个周庄镇根据自己的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社区发展模式无优劣之分,关键是切合自身实际,走自己的道路。     

农民合作社功能“嵌入”与村治模式改良

村治模式改良既关系到乡村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也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研究证实乡村善治的基础是对社区经济资源的有效掌控;利用经济资源为农业社区提供优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业社区治理优化的保证;短期内实现合作社与村两委领导者职能重叠,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供给同步,可以降低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成效;中长期内赋予农民合作社更多综合性服务功能,使其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同时为农业社区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乡村治理良性运作。     

海曙区社区民间组织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区民间组织的行为,促进社区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推动社区自治建设,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总体精神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社区民间组织是指以本社区成员为主体,本社区区域为主要活动场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娱乐为主要活动目的,社区居民自发形成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第三条 社区民间组织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开展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主体多元化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困境及其突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承担管理服务功能的农村社区作为本地农村居民、外来农村居民以及城市居民集聚生产生活的中心,随着自由化、原子化的个体流入,加速了其原有治理体制的消解。而在新的治理体制尚未建立的农村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尚未形成,外来人员受到排斥,多元主体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究其原因,是路径依赖影响下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的更新滞后,治理主体间的身份认同困惑导致农村社区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治理方式陷入困境。因此,要构建开放、包容的现代社区治理制度、“一核多元”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以及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化治理方式。     

乡村善治视角下“村民委员会”重构之路径分解——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构

从法律规范而言,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关系厘定不清、功能混同,不符合《宪法》结构确定的属性分配。传统村社合一具有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各地三权分置改革探索证明两者具有联合之必要性。从乡村善治视角出发,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之改革主导作用,利用村委会干部"能人效应"推动农村制度变革。同时维持乡村"三驾马车"治理结构之体制合理性,在保证村、社职能分离基础上实现人员交叉任职乃村民委员会重构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