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工作视角下大学生渐进式群体性事件的预警研究

群体性事件分为渐进式群体性事件、突发式群体性事件。舆情实践演化在大学生渐进式群体性事件的首次发生、次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舆情工作的视角分析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策略,核心是要研发舆情实践演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应该构建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舆情信息工作系统,包括信息捕获与提取模块、分析评估模块和结论通报模块。     

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引发的各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规模和数量不断升级。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原因,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用解决治安问题的方式加以处置,只注重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而忽视如何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注重国家权利和社会稳定,而不注重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影响了当前社会稳定。从法律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定性、分类并加以规范,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所在。     

深化群体性事件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个基本问题

尽管学界对群体性事件这一现实热点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亦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对群体性事件概念、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及应有的态度、对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及前景的判断等一些带有基础性的问题缺乏明晰而带有突破性的灼见,结果直接阻碍了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对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的防控和应对,因而亟待我们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以利于社会稳定与公民权利的维护。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因应

群体性事件的范畴在理论上尚无定论，对于群体性事件应当根据行为实施的逻辑顺序加以界定。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对于群体性事件，刑法必须作出抉择，但不能一律用刑法加以处置。应当在明确群体性事件刑法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提供可选择的应对策略，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法治化建设。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越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男性比女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更强;文化水平越高,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对组织的满意度与参与意愿负相关;平级沟通越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强;入职渠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工培训、制订符合农民工发展职业规划、改变组织沟通方式等措施来降低农民工参与意愿,从而减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重视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协商机制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转型的时期,各种矛盾势必会在一定的环境下激化,各种问题也将会纷繁复杂。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各地也是时有发生,那么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成为了大家一个关心的问题。在此将从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一环来说明如何更好地解决群体性事件,如何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指出当下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爆发出于何种原因,旨在为处置提供更加合理化的路径。     

基于理性视角的群体性事件比较研究

群体性事件爆发折射出我国社会利益协调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制度性困境。基于对“理性”群体性事件与“非理性”群体性事件中参与主体、发生区域、表现形式、后果影响以及制度创新的比较研究，力求构建群体性事件防控的具体路径。     

我国利益集团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探析

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是多维的,我国利益集团对群体性事件的的影响是诸多原因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基于这种认识,依据我国现有的利益集团对群体性事件的作用,厘定了我国利益集团的类型和特点;进而对我国各类利益集团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机理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利益集团视域下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现状及其治理——基于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分析

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广东现在每年1800起左右的群体性事件中最多的就是劳资纠纷,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二是集体上访是其主要组织行为方式;三是利益表达渠道缺失严重;四是基层政府职能缺失;五是流动人口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新因素。针对这些特点,通过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提出了从预防、预警、处置和恢复重建四个阶段来治理广东农村群体性事件。     

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的几点质疑

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创立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准备。对后世影响深远。借鉴吸收韩非法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医疗卫生行业“三公”领域利益冲突及治理

近年来,医疗卫生行业＂三公＂领域利益冲突愈发严重。医疗卫生行业＂三公＂领域利益冲突,主要是指在医疗卫生行业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其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公职人员身份所代表或维护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文章根据新时期我国医疗卫生行业＂三公＂领域利益冲突的典型腐败案例,分析该领域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从公共管理学角度,提出我国医疗卫生行业＂三公＂领域利益冲突的治理对策,为治理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腐败现象提供参考。     

公共政策本质初探

自政策科学产生以来,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的认知及本质上仍存在着巨大的歧异。从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入手,对公共政策的主体、客体、性质、目标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它的公共性,并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如何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提出了设想。     

公共突发事件归因分析及防控策略——以湖南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公共突发事件多发,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既威胁着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妨碍了公共生活秩序。公共突发事件一般多发于维权领域、事件受熟人社会影响大、地域差异明显、政府处置能力层级差异、潜在风险程度高,需积极认真地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发生有政府、社会、个体等多方面的原因。公共突发事件的防控首先要坚持正确原则和理念。从多层面采取综合措施进行应对：经济层面注重科学发展与加强物质保障并举：政治层面促进善治日常化与完善冲突处置机制;文化层面实现民本位转向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层面加强民众教育与舆论引导。     

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由交往空间,旨在通过理性和自由的讨论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对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监督和批判功能。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需要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但中国目前公共知识分子主体性角色发挥面临两个困境,一是知识体制的专业化使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产生脱离;二是功利主义的侵蚀使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缺乏公共关怀精神。公共知识分子要履行好作为建构公共领域主体的神圣使命必须克服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关怀却没有专业素养的弊端和只有专业素养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     

公职伦理建设论纲——现代政治、行政伦理建设的主体性视角

公职伦理本质上是职业化、角色化的政治伦理和行政伦理;公职伦理建设目标确定和建设方式寻求,既须有规范伦理学维度的考量,也须有德性伦理学维度的考量.使公职伦理成为有效约束公职人员行为的外部控制系统和支持公职人员积极履行全面伦理责任的内部控制系统,是现代公职伦理建设的基本路径.     

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及对我国公共消费制度的思考

公共物品强烈的外部性,使政府成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然而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政府提供的 公共物品存在不同程度的短缺,相应地就会出现不同的公共消费制度安排。本文依据公共物品的外部性 特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公共消费制度进行理性分析。     

论新公共管理中的前提假设在公共部门的适用性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已成为一股改革政府的新潮流。而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民营化、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等新理念的背后,隐含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前提假设。对这些前提假设在公共部门的适用性问题的回答是新公共管理改革顺利开展的前提,为此本文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的隐含假设并论证其在公共领域的适用性,并总结指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不是绝对对立或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需要和合作共赢的。     

“公信”论——关于当前我国诚信建设的思考

"公信"是"公共诚信"的简称,指公共性质群体对诚信规范的遵守,与"私域诚信"相对。"公信"缺失是我国诚信问题的症结所在。"公信"建设是我国诚信建设的关键,其中政府诚信的建设又是"公信"建设的重中之重,非权力性群体组织的诚信则是"公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智应对舆论

舆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面性。如果过于强调一方面,就会走向极端。理智应对舆论的态度应该是,既要看到它理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非理性的一面,既要保证舆论公开、自由地表达,又要防止媚众。具体来说,应当引导而非控制,使舆论从非理性向理性转化;理性而非媚众,防止“多数的暴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