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竟陵体

竟陵体一称最早出现于明万历末年,竟陵体虽孕育于晚明的公安派诗风,但它更是竟陵派诗人感受时代风会,追求诗歌创新的一种产物。竟陵体以“隐秀”为旨归,以“孤清”为诗趣,具有灵朴苍寒、不避险怪、用字细幽等风格特征,仅以“深幽孤峭”来概括它的特征,尚是不全面的。在明诗的历史演进中,竟陵体与公安体的形成俱是晚明诗歌革新运动的体现,对明诗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三十年竟陵派研究综述

晚明竟陵派以钟惺(1574—1625)和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它的研究进入繁盛期与收获期,许多问题如竟陵派的地位及其与公安派的联系和区别、钟、谭生卒年及主要经历、《诗归》及其文学主张等都获得较深入的分析和求证,钟、谭著作得到整理。其间,一批具有研究生资历的中坚力量涌现出来,他们为竟陵派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评谭元春的山水游记

评谭元春的山水游记顾晓宇谭元春及其竟陵派，以其反传统、反拟古的精神面貌，突起于晚明文坛，与公安派一起，成为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巾的双子星座。它推崇“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竟陵派针对当时“七子”的肤熟、公安的俚僻等文坛积弊，...     

论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分歧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中,公安派和竟陵派是以标举“性灵”耸动一时的两个诗文创作流派。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首倡“性灵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力地涤荡了笼罩于晚明文坛百年之久的拟古阴霾,给当时的诗文创作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以钟惺、谭友夏为首的竟陵派接过“性灵”的旗子,强调诗是性情的自然流露,非人力之强为。他们扩大了“性灵说”的影响,“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钱     

钟惺与李维桢诗歌之比较研究

竟陵派创始人钟惺与后七子末派宗盟李维桢是晚明诗坛上的两位重要作家.钟、李为世交,钟惺早期师法李维桢,及结交袁中道、谭元春等,论诗与李维桢日趋异途.钟、李不约而同地主张师事"古人之精神",但差异显著.创作上,钟诗急怼激宕,幽清孤峭,李诗怨而不怒,博大雄浑.考察其间的复杂关系,对探讨其各自的诗歌旨趣和批评观念,深入认识竟陵派和后七子末派的诗学和创作,揭现万历、天启之际诗坛风尚,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竟陵派诗论的美学思想

竟陵派是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创始人钟惺、谭友夏继承公安派勇于求变的精神,又要补正其末流流于轻率俚僻的弊病。但由于竟陵钟谭的成就远不如公安三袁高,而他们自己的流弊又远比公安为甚,因而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往往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有的甚至只有否定而无肯定。这当然是不公允的。我们认为,对竟陵钟谭应该全面地看,既要看到他们不同于公安派的一面,又应看到他们继续把公安派反对明中叶前后七子复古摹拟的斗争推向前进的一面;既要看到他们的弊病远比公安为甚的一面,又应看到他们确有补正公安派末流流弊的一面。这样,对竟陵派就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结论正好相反。     

论贺贻孙的诗学主张与审美理想

贺贻孙是明清之际著名的诗人与诗学家,他对明代复古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诗学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兼取其长,从而建构起自己的诗学体系。贺贻孙吸取公安派、竟陵派对性灵的追求,提倡诗写本色,反对字模句拟;同时强调师法古人,主张在熟参古人的基础上抒写情思,以避免公安派俚俗之弊。由于身经丧乱,贺贻孙尤其注重变风变雅,强调梗概多气的激越情怀,这就与公安派关注自我、竟陵派幽深孤峭拉开了距离。贺贻孙还提出了"化境"这一审美理想,以避免复古派之赝古、公安派之纤佻以及竟陵派之僻涩,彰显出卓越的审美能力。     

近四百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史述

竟陵派为晚明文坛重要流派之一,回顾近400年竟陵派散文研究的历史,对走出竟陵派研究误区,更新明代散文研究理念,都不无裨益.明末几社对竟陵派的批评开清代批评之先河.清人对竟陵派散文的种种非议和指斥,对现代的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动下,现代研究逐渐形成反对清代批评主流的庞大声势,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批评争鸣,在80年代后走向繁荣.近400年研究史形成"矫弊说"、"对立,,说、"互补"说、"亡国之音"说、"脱离现实"说、"格局狭小"说、"革新"说、"保守"说等批评范式.在竟陵派散文研究有待深化之际,我们提倡多元的批评,主张摆脱陈旧的批评范式,密切关注散文创作,深入探讨竟陵派与晚明社会的关系,加强竟陵派作家个案的系统探究.     

"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从《诗归》看竟陵派之诗论

用选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独特的理论传播方式。晚明竟陵派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主要得力于他们的文学选集《诗归》对其文学主张和流派创作风格的传播,因此,以《诗归》的选择标准、选择理念及评点为依据,系统阐述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性灵说,即灵而厚的创作要求,以达到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派别的目的,从而也说明了竟陵派之所以能在晚明文坛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原因。     

论竟陵派出现的契机及钟谭的诗歌创作

晚明时期,经济因素、社会生活、思想界、文学界的种种变化以及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表现等导致了文学领域“公安派”等重真情、重自我、重现世的文学流派的兴起。然不久又出现了虽讲文学写性灵却又崇古尚厚、写“幽情单绪”的“竟陵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有一种极为深固的以古为高、蔑视下俚的审美心理基础,容易导致对俚俗的反拨;晚明本身就有一种有别于狂禅的主张渐修的思想流派;“破舟漏屋”般的朝政与每况愈下的形势又使文人充满无奈与失望,只能缩回到内心的天地。诗文“代而趋下”的观念也使他们只能到古人那里找致“厚”的良方。这些观念决定了竟陵派的创作面貌。但钟谭二人的创作是同中有异的。     

略论竟陵派“幽深孤峭”的创作宗旨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流派竞相兴起,晚明的竟陵派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在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同时,为了补正公安派末流“作品内容较为贫乏,风格流于轻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931页)的偏向,独辟蹊径,提出了从“精神”上取古人的创作宗旨:幽深孤峭。     

论“后王世贞”时代的复古派领袖之争

明代复古派领袖王世贞晚年曾经指定"末五子"接替他执掌复古派。王世贞去世后,"末五子"中的胡应麟和李维桢成为接替复古派领袖的热门人选。两人是否能继承王世贞的衣钵,执掌晚明的复古派,学术界颇有争议。通过结合晚明文坛重视进士出身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李维桢最终担任了复古派领袖以及晚明的文坛盟主。李维桢对复古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指明了复古派在晚明的发展方向,引导复古派与公安、竟陵相抗衡,延缓了复古派在晚明的"颓势"。     

略说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

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本是针对公安派末流之弊而发。但竟陵派讲为诗为文“期在必厚”,实际上是要“独抒”以“深幽孤峭”为宗、“以古人为归”的“性灵”。这就抽掉了公安派性灵说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去掉了公安派所说性灵包含的人性的宽泛性、鲜活性和世俗性。其说虽然自成一派,却未能尽祛公安末流之弊,反而从根本上替换了公安派性灵说的灵魂。     

以毒清流以殄宗社——试析王夫之对竟陵派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批评竟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并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流派芳千古 性灵照古今”——谈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一 竟陵派的兴起较晚于公安派,它受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影响,但是对于公安三袁的诗歌创作和文学主张的某些缺点和流弊也起了一定的弥补和纠正的作用。因为他们反对复古、主张创新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历来人们都把公安派和竟陵派相提并论。 竟陵派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期。他们所评选的《古诗归》十五卷和《唐诗归》三十六卷曾经盛行半个多世纪。清初的三大诗人之一——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钟、谭“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     

论王象春诗学观的转变

王象春的诗学观,经历了从师法明中期七子派到不循时习、"自辟门庭"的发展过程。他主张"重开诗世界",倡导禅诗、侠诗,在七子派、公安派和竟陵派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诗路。王象春诗学观的转变,与其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经历有关。另外,还受到明末禅学思潮盛行、山左诗风转变及钱谦益、钟惺等好友的影响。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汤显祖与明代复古派文学思潮

汤显祖登上文坛之际正是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兴盛的时期,他与复古派的王世贞兄弟的矛盾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故意夸大。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诗、文与戏曲理论差别较大。在戏曲理论与创作方面提出尊情观,对公安派有明显的影响;可诗学理论则受李、何格调派影响比较明显,与王世贞兄弟分歧甚小。汤显祖整体文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调和性。     

论公安派前期文人心理与人生态度

联系公安派文人的作品,采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了公安派文人对待功名和仕途的态度,认为在公安派文人放纵性情和追求自适的背后,还掩藏着功名未得的苦闷、对党争的恐惧和对仕途表现出了一种矛盾和失望的心绪.公安派文人这种心理和处世态度,反映了生于晚明混乱政局中的士人的生存处境,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一部跨越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学派史著——评孟祥荣新著《真趣与性灵——三袁与公安派研究》

作为中国学人 ,大都因循着中国文人传统去有所为、有所不为 ,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实现潜在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但能以反传统的精神使这种传统使命有大影响、大贡献的学人却并不很多 ,孟祥荣先生所关注并作全面深入研究的公安三袁可算这类少数派。同时 ,因为公安三袁的这一特殊性 ,以及研究者独特的学术见地 ,使得孟祥荣先生关于晚明公安派的论著《真趣与性灵———三袁与公安派研究》也具有了反传统的精神 ,成为一部富于启迪意义的跨越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学派史著。1 　　《真趣与性灵———三袁与公安派研究》 (以下简称《公安派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