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丧”起源考辨

<正> 根据《论语》所记孔子的解释,“三年之丧”指父母去世后孝子为其服丧守孝三年;也指王侯崩薨,世子服丧守孝,三年不问政治,宰相摄理政事。关于“三年之丧”起自何时、定于何世,历来说法不一。有说起自唐尧之世的;有说是殷商之制的;有说是周礼规定的;有说是孔子首创的等等。现在想把这个二千五百年前的问题讲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但考辨各种说法的真伪得失还是不无意义的。第一,关于“三年之丧”起自唐尧之际。孔颖达在《易·系辞下》“古之葬者……丧期     

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国家形成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1、“大同”和“小康”反映了什么? 被学者津津乐道的《礼记·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同”社会和“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呢?我们就从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 《礼运》篇以孔丘第子言偃和孔丘的问答形式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丘说他虽然没有亲自生活在“大道之     

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 :“都邑者 ,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所在地 ,也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因而它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政治管理和权力推行的地区。古代中国人在都城应建立在什么地区的问题上 ,自始即有一种“王者必即土中”的观念 ,即都城应该建立在天下之中心的观念。都城为何必须建立在天下之中心呢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解释说 :“天始废始施 ,地必待中 ,是以三代必居中国 ,法天奉本 ,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三《京师》亦云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 ?所以均教道…     

关于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与榔规的性质的几个问题

自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五期和《贵州民族研究》第四期发表了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的文章以后,我省几个刊物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的几篇论文。这些文章除了所叙鼓社、议榔的组织活动概况基本相同外,其起源和是否是“习惯法”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文章认为:鼓社、议榔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一些文章则认为:起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制财产的时候。至于榔规榔约,有的认为:它便是苗族的“习惯法”;有的人则认为:它不能叫做“习惯法”,更不能当做法律规范加以论述。苗族鼓社、议榔究竟起源于何时比较符合史实?榔规榔约是否可以叫做“习惯法”、能否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由于历史原     

哀辞初探

哀辞(或写作哀词),是古代哀祭文的一个大类。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内把哀辞的起源一直追溯到《诗·秦风·黄鸟》,他指出:“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黄鸟》的内容是哀悼奄息、仲行、针虎三人为秦穆公殉葬一事,是以诗的形式抨击秦穆公、哀悼三良的作品。宽泛地讲,《黄乌》诗可以当作哀辞看待;严格说来,《黄乌》诗不能划入于哀辞的范畴。因为,     

再说"为父绝君"

本文再次讨论郭店楚简《六德》篇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指出这段话的确是在讲丧服之礼,但它所表达的父丧重于君丧,与传世儒家文献强调的君丧重于亲丧,恰恰相反。“古礼最重丧服”,因为丧服之礼详尽地规定了“亲疏贵贱之节”。“服莫重于斩衰,时莫久于三年”,《六德》篇与《礼记·曾子问》恰恰在“斩衰”“三年”这个丧服的最高等级上发生了矛盾。《曾子问》的思想更适合了战国中期以后君权的地位日益提升的趋势,而《六德》篇则与《唐虞之道》等篇一样成为被历史埋没的绝响。     

谈“近亲通婚”对两汉政权的影响

谈“近亲通婚”对两汉政权的影响汪春泓中国古代有“同姓相亲，其殖不繁”（《左传》）的说法，已对近亲通婚后果有膘陇的认识。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而同姓不婚之制...     

六盘山的得名

六盘山的得名,共有四种说法:一、《汉书·地理志》谓此为“略畔道”,音转为“六盘”;二、因古代山上多鹿,传说有人曾沿着曲折山路追赶小鹿,因而有“鹿攀山”之名;三、因山路迂回曲折,古盘道六重始达山顶,故名;四、因“金人开洛盘道,故名”。以上说法中,第二种是近年才整理发表的传说,不足为据;第四种载于《甘肃新通志》,但遍查《金史》,得知金人开的是“六盘山水洛城”之路,此时六盘山早已得名,故此说也不能成立。现在要仔细分析一下第一种说法。因为它已被近年的一些著述广为引用,而且有《汉书·地理志》为证。经查,《汉书·地理志》的略畔道为县名,列在北地郡下。而六盘山当时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春秋五霸”辨

<正> 关于“春秋五霸”所指,向来异说纷歧,莫衷一是。五霸的迭兴构成了春秋时期列国兼并的骨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历史问题澄清真相,辨明事实。一、五霸之称有两种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五霸”之称出现于何时?检索史乘和诸子的结果,《春秋》及《公羊传》、《谷梁传》,《国语》、《老子》、《论语》、《墨子》,均无“五霸”之称。这一称号最早见于《左传》,至战国中期以后则大量出现于诸子著作中:《庄子》中一见,《孟子》凡七见,《荀子》和《韩非子》各八见,《吕氏春秋》凡九见。但是,五霸之称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三代五霸,一是指春秋五霸。关于三代五霸,最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国语·郑语》载周太史史伯答郑桓公云:“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其时当春秋初年,还只有昆吾、大彭、豕韦三霸的传     

中国封建法制评说

中国的法制起源很早,《左传》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夏商两代的刑法相当残酷,除墨、劓、膑、宫、大辟五刑而外,又有醢、脯及炮烙之刑。春秋战国之际,子产“铸刑书”,赵鞅“铸刑鼎”,李悝“制法经”,实为封建法制的先驱。其后,秦有《秦律》,汉有《九章律》,曹魏有《新律》,两晋有《晋律》,北朝有《北魏律》、《北齐律》和《北周律》,南朝有《梁律》、《陈律》。隋的《开皇律》集南北朝立法经验之大成,而唐代的《唐律疏义》和《大中刑律统类》更加完备。其后,宋有《宋刑统》,明有《明大诰》、《大明律》、《明会典》,清有《大清津》和《大清会典》。历代都有法可依,且有一套审判、司法、监察机构和制度,所以,那种认为中国过去“无法制”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中国古代法制与现代意义的法制确有不同,因为,现代法制是与民主相依,而封建法制则与专制伴生,老百姓对此非常明白,把它叫做“王法”。本文拟从两方面对中国古代法律试加评说。先讲“礼法兼治”,后讲“王法”特征。     

也谈三年丧的丧期问题

近日得阅李祚唐先生的大作《论中国古代的服丧期限》,受益良多。笔者有如下几个小问题有不同意见:一、三年丧何以定为二十五月。二、二十五月丧期之内涵。三、二十五月之三年丧是否会     

史浩《尚书讲义》与宋孝宗朝政治

孝宗退位前夕,史浩完成《尚书讲义》进献孝宗。《尚书讲义》既是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著作,也寄托着史浩在和战、孝道、近习等南宋重大政治主题上的思考。他引入“心”“迹”范畴阐释经文“重华”,改变传统的阐释重心,旨在化解孝宗“改父之政”的政治伦理风险;在阐释经文“亮阴三祀”时,通过反向批评丧期“权制”,凸显孝宗执意行三年丧的意义;又巧妙地嵌入“私恩”话题,使经文“明试以功”的目的,由传统阐释下防止“利口空言者获进”,变为针对孝宗朝近习政治的杜绝私恩侥幸者获进。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尚书讲义》,揭示其中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现实政治关怀,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阐释的特征,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周族烈山氏两后稷时代考辨与上古甥舅相承制──兼说周族的来源及迁徙

周人始祖后稷弃是什么时代的人？古代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弃为尧舜时代人。此说以今文《尚书·尧典》为代表：“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2．弃为夏末人。《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3．弃的活动年代经历了唐虞夏三代。《史记·周本纪》谓帝尧时，“举弃为农师”，帝舜时，封弃于邰号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这些说法是互相矛盾的，于是自古以来的学者们不断地试图解释这些矛盾的说法，也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看…     

兵何时由器及人?

工农商学兵。今日言兵,人们都知道指的是人——战士,而古代兵的字义是指兵器、军械。兵何时由器及人呢?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对此做过考证。他说:“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何谓“五兵”?《世本》说:“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弓、矛戈、戟是兵器,殳也是一种古代的兵器。所以《左传》中的“踊跃用兵”、“无以铸兵”,都是指兵器。直到《史记》,才有“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     

再论达尔文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一九五九年,为了纪念达尔文诞生150周年和《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我给当时的《科学》(季刊)写了一篇《达尔文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它的主要内容是: (1)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以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一再提到,他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An Ancient Chinese Encyclopaedia”)中,找到不少他的学说(主要是“人工选译”部分)赖以建立的依据。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述评

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得老先生,在其遗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对于内蒙古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贡献,给予了完整的论述和高度的评价。在分析了中国古代近万年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后,苏先生提出了“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即：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再到“帝国”的三部曲;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有三种模式,分别为：1,原生型（指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2,次生型（指中原地区的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     

《洪范疏证》驳议——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而作

<正> 一我常常这样想:孔子思想、儒家思想,这么庞大的体系,垂这么久远的影响,难道它像地下泉水,突然冒出来的吗?恐怕,还是像长江大河,上流有个源头吧。这源头,按朝代段落,就是夏、商、周;按古文献,就是《诗》、《书》、《易》。孔子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孔监乎三代,郁郁乎文哉”。孔子正是批判综合了“三代之英”,才形成了他的“大道之行”的思想的。以上的话,使人听来会有“行空”之感,那么我们就试验着落到实处吧。我找到了《尚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