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与当代空间——文化生态学视阈中的裕固族口头文本

历史上一些曾有重要意义的口头文本,在当代遭遇濒临危亡的命运。如果考察裕固族口头文本的文化生态,就会发现,历史语境为口头文本提供了生存场域,并使其成为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裕固族口头文本进行了大量搜集、整理和保存,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如何复原和传承仍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困境。     

“和解”美学的现代性生产与跨族群想象——以“康巴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表述是一种再造主体性行为。由于“康巴”地域的异质性及其表述历史的晦暗不明,“他者”表述成为“康巴”形象/记忆建构的基本方式。以还原“真实的康巴”为修辞论目的的康巴文学,亦时常被纳入“地域文学”意义生成谱系框架加以研究。然而,当前学界以康巴文学地方性知识景观叙事性特征而将之纳入地域文学阐释逻辑,以其对地域性景观的真实性表述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误读了康巴作家群及其文学。康巴文学不是张扬“对抗的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族群“和解”的美学表述,预示了多民族文学发展某种新的可能。只是受制于后学理论话语影响,多民族文学的“和解”美学生产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     

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湘西红土溪村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更改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再认识.     

“创伤”记忆与族群身份的寓言化想象——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文学史中极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经历及"创伤"体验成为基本主题,"创伤"书写渐趋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基本母题。因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导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伤"书写面临着如何通过文学叙事医治这些创伤、如何在多元文化混杂中重建身份认同、又如何避免在创伤记忆中被文化民族主义所裹挟等问题。     

蒙汉边界汉族村落庙会与族群关系研究——以内蒙古丰镇市隆盛庄庙会为个案

入选内蒙古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丰镇市隆盛庄六月二十四庙会对于保存该地区移民的族群记忆和形成新的族群文化曾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原有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该庙会也面临着生存危机.     

城市书写与国家梦想——城市的文本分析与阅读：改革文学与国家现代化想象：以蒋子龙为例

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寄予了国家的基本想象和梦想。为了探索城市书写与国家梦想之间的结构关系．我们从文本的角度分析改革文学、津味文学、小洋楼、租界等不同城市书写形式与城市文化建构的互动,解读都市文明的现实状况及其深层文化内涵．并在这种分析与阅读中期待建构具有中国文明传统的都市文明和国家形态。     

歌舞仪式、民族记忆和文化话语权——兼论《云南映象》的民族文化意义

《云南映象》是以身体为媒介的歌舞和民族记忆传承为目的的仪式的完美结合,歌舞与仪式的结合是其外在表演形式的显著特征。主题歌舞仪式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构成民族记忆包括生存记忆、寻根记忆、生命印记和经验记忆等内容。杨丽萍的实践直指多元化和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如何传承和发展之问题,其核心指向民族文化话语权。民族文化应该由少数民族以自己的方式和话语去表达和传承。     

试论民间故事类型的传承与过渡礼仪模式——以“黄粱梦”故事为例

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重在传承史的梳理和异文的解读,对故事类型传承的动因有所忽略。从“黄粱梦”故事入手,尝试引入“过渡礼仪模式”,阐释民间故事类型中隐含的生命转换过程即生命的社会性特质。对人类生命社会性特质的理解与传递,或许就是众多的民间故事类型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     

民间故事与史诗建构——从叙事模式看《亚鲁王》的民族、民间构成

从《亚鲁王》被发掘和整理、出版以来相关研究众多,然而作为史诗的《亚鲁王》,真正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的文章却鲜见。如果我们将《亚鲁王·史诗颂译》部分看作一个"事件",而将亚鲁王的民间传说形式看做一个"过程"的话,在史诗与民间故事两个维度上考察《亚鲁王》的叙事模式,则可以发现:《亚鲁王》的叙事程式杂糅了创世、征战以及迁徙的叙事程式;着力呈现的是"人的英雄",他兼具了勇敢、成功和失败、挫折,智慧与狡诈;叙事的回环往复,强调了挫折与苦难的主题,从而构建起以"苦难"为核心的民族想象;而民间叙事,则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属于本土的民间。     

平埔族群的民族认同再论——以康雍乾时代台湾土地开垦及民族政策为讨论中心

清代台湾民族关系发展变化与土地的不断开垦有直接关联.台湾地方官秉承朝廷旨意,试图通过“护番保产”、“汉番隔离”等措施,缓和因土地开垦激起的民族矛盾,历经康雍乾三朝,与汉族移民不断接触交流的平埔族群最先认同汉文化,并最终走向汉化.其汉化原因虽多,但与清政府在台湾实施的民族政策有莫大的关系.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斯巴达故事的文学旅行——近代东亚、帝国战争与民族想象

在近代东亚的中日两国,斯巴达勇士的经典故事曾发生过一场影响深刻的文学旅行,相继出现在梁启超、鲁迅与押川春浪、樱井忠温等著名思想家与文学家的笔下。晚清中国与明治日本几乎同时发现了斯巴达,也重新发明了斯巴达。不同的世界地位与国家立场,也导致了不同的视角,以至于出现了不同的文本形式。“超越斯巴达”带给明治日本的是一种极度膨胀的优越感,一种“向外看”的力量,其极端便是走上一条不断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之路。晚清中国在微弱之际颂扬尚武精神,在借力于斯巴达的同时也反省自身,形成了一种“向内看”的力量。鲁迅从书写斯巴达故事开始,始终关注的是弱小民族的问题、人类解放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超越了东西之争、超越了种族之争,从而迈向了一条更为博大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之路。这是一条与日本军国主义复制西方列强殖民逻辑完全不同的道路,也是今日中国面对世界纷争仍然值得深思的一条道路。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是主流文化士人群体文人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拔节、绽放、凋零、陨落的生命过程,表达属于个体的、经验的,由形而下的生命事件而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的叹息和感伤."学究天人"的苏轼,敏锐地把握了这股时代精神的意向,并以"以诗为词"为突破,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完美地挈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作为词人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因此,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十分必要的.     

民族礼俗的教育内涵、价值与启示——以大理白族礼俗为个案

民族礼俗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礼俗与教育之间是一种相互共生的关系,民族礼俗有着极其丰富的教育内涵（教育主体的开放性、教育内容的生活性、教育过程的活动性）和教育价值（生命教育价值、文化传承价值、民族认同价值、生态保护价值）。从借鉴和反思出发,民族礼俗对民族学校教育发展具有启示意义。民族学校教育发展须遵循民族文化的特性,形成与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从宗教看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受殖民史、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是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的缩影,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华人宗教信仰的变迁反映了华人与土著民族族群关系的变化.     

“进剿三岩”——三岩人的族群认同与土司体制的特殊性

本文以1780年国家对三岩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为切入点,试图利用历史档案资料,结合田野调查材料,从地方的角度分析在国家权力影响下三岩人的身份认同所呈现的特殊性.     

民俗的国家化与国际化——以斯库科拉夫特的吉希-高森个案为例

全球经济的增长使得地方性原生的文化形式得到扩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民俗——从面对面的事件进入印刷及其他传播媒介,乃是去语境化的运作.但是事实上,每一次去语境化,同时都是再语境化及再次使其文体化的过程.无疑,这种分析策略对于思考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化展演、文化观光等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提供的对于具体文本的个案分析,可看做是对基于民俗、语境、表演等概念的过程学说的详细阐述.     

义和团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后义和团"的文本类型比较研究

20世纪初义和团硝烟渐散,然于此事件的文本记载经历了"拳匪"话语和"英雄"话语的历史转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符号,成为历史文化象征,甚成为历史重构中重要一环.     

《红色娘子军》:“妇女解放”的文学讲述与历史记忆

本文以1957年刘文韶版报告文学、1961年梁信版电影文学剧本、1970年中国舞剧团版芭蕾舞剧等三个《红色娘子军》文本为例,阐述妇女解放的想象在序列性文学讲述里呈现出来的越来越深层的审美化(即淘洗掉娘子军故事原始情景的神话化),及其与红色娘子军的事件历史、个人亲历记忆等之间的差异和缠绕关系。在娘子军的文学讲述与现实世界两个空间里,妇女解放的故事分别表现为反差极大的两种演进逻辑。由此,叙事与记忆的关系作为问题出现了,它成为曾经的经典留给文本重读策略的待描述的复杂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