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模式与日本环境外交——以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为例

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日本国内针对是否批准议定书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美国批准议定书,日本才能批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日本应该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展示出领导者的姿态,即使美国退出,日本也要批准议定书。本文从政策决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文章认为,日本除了受其环境外交的政治目标驱使之外,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欧盟的压力以及国内产业界的让步都是促使日本选择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尽管日本批准了议定书,但由于认定议定书对日本不公平,因此日本试图在"后京都时代"脱离《京都议定书》框架。     

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决策指标体系的研究

本研究基于科技计划的内涵和特征,通过设计科技计划项目专家评审表,说明专家评审结果的处理方法,阐述了政府管理部门的调研形式、内容及作用,构造了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估模型,构建了由专家、政府管理部门、数学评估模型三层面结合的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及其资助额度的决策指标体系。     

战后日本的科技战略目标及决策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科技战略目标以及沟通为主的协商式科技决策模式。其中,科技发展战略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旨在消除技术差距并创立自主的科技体系,将高科技作为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手段;其决策模式强调科技决策过程及其步骤的“协商性”,但突出日本政府在科技决策中的作用。探析并总结日本战后科技战略目标及决策模式的经验教训,对后进国家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本文回顾了战后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论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科学技术历史观和社会观。     

变化中的日本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以小泉内阁时期为中心

日本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孕育着内在结构的调整。选举制度改革所导致的公众舆论角色的重新定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在改变决策运作方式、影响决策进程以及成为政府政策动员的工具上,公众舆论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众舆论的角色作用为日本实现以政策之争为中心的政党轮替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探究日本外交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也必须看到,处于政治转型期日本的公众舆论有被决策精英民粹主义操纵、并由此引起对外关系中情绪化的一面。     

宏观科技传播研究:体制、政策与能力建设

科技传播是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大力发展的一项社会事业,科技传播研究不能局限于微观的技术性研究,也要特别关注宏观层面的一些重大现实课题,例如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问题。本文在总结笔者前期研究及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国家科技传播体制、科技传播政策、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等概念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发展科技传播事业的过程中,应建立“一府(政府)两体(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和科技传播事业的社会援助体系)”的科技传播新体制,建立包括公益性发展政策、产业化发展政策、技术发展政策在内的科技传播政策体系,建立定位于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新格局。     

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式演变: 以五年计划编制为例

基于相关文献,提出省级五年规划编制科学水平影响其实施绩效的假设,基于政府的视角,以重庆市“十二五”规划为例,对重庆市市级政府部门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规划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规划实施绩效具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规划的客观性对规划实施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规划的明晰性对规划实施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十八大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难度与实现路径——以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鉴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被视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也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超额提前完成,造就了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十八大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环境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实现的难度更大。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是在实现人均收入倍增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而在维护政治稳定、走和平发展之路、促进和保持经济长期较快增长、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等方面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融合与抵牾:以科技为引擎提速文化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加快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与科技从抵牾走向融合是关系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大课题,二者如何实现融合是问题之关键。深入分析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意义和作用,剖析文化与科技发展过程中的抵牾,并针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提出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对策建议。     

政治失势者与经济发展:以近代中国与日本为例

落后国家需要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才能实现赶超,但这可能会触动既得利益,特别是当权者可能担心成为政治失势者(political loser)而竭力阻扰。为何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日本呢?首先评论了已有解释的不足,然后从政治失势者的角度考察中日政治结构的差异。两国的政治失势者皆为中央政府,即中国的满清朝廷与日本的德川幕府。最大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的官僚社会中,由科举产生的地方官僚基本上为满清朝廷所控制;而在日本的封建社会中,世袭的大名藩主拥有制衡德川幕府的实力。因此,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失势者在日本很快被推翻,在中国却得以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日发展的巨大反差。     

语法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以哈萨克语为例

语法的本质属性是抽象性,普适性是抽象性的外在表征,是确定语法成分的关键性标准.语法规则的实质是特定的语法形式与特定的语法意义的结合(对应),每个语法成分均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都是一条语法规则.语法单位分为法素和法位两级.找出所有法位整理成语法系统时,应分别以形式和意义牵头排列出为理解服务的语法形式系统和为表达服务的语法意义系统.     

对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进行宏观计划控制的若干探讨

计划体制改革的核心向题,是要由过去以名义上的“产品经济论”而实质上的“自然经济论”为基础的计划体制,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体制。实现这一转变,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乡商品经济,创造能够使市场较为充分地发挥作用的条件;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和确立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进行有效地宏观计划控     

名人故里争夺与文化地理传播:以李白故里为案例

李白出生中亚,生平游历四方,留下诸多诗文,名人是一种品牌,也是一种文化资源。以天水、江油、安陆等地集中铭刻李白生命史的诗文作为文献物证,研究认为:(1)李白故居累积了若干次维修中新增的历史记忆信息,实际上早已不是唐时李白最初生活过的民居原型了,而是一个累积想象中的综合性文化构想物;(2)重新研究唐代历史文学地理,以李白个人史和游移空间研究主线,串联现在两国四地,共同分享李白故里品牌,分享李白旅游线路。以共享合作、文化合作,带动经济合作,实现共赢;(3)李白故里的争夺只是"名人故居遗产位置属性"的争夺个案,但是具有普遍意义。名人故里的唯一性界定、唯一性争夺,与名人生命轨迹的多动性、文化传播的名人效应是名人故居争论的根本原因。     

刑事证据新分类: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

我国证据法学理论并没有关于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的分类,但根据内容的稳定性与可靠性程度的不同对我国刑诉法中的8种证据进行划分,不仅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区分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能够指导办案机关扭转“口供中心主义”的做法,有利于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与纠正。在证据新分类的指引下,公安机关要转变口供至上的理念,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并重;检察机关要合理引导、深入挖掘,把紧客观性证据审查关口;审判机关要综合全案进行审查判断,发挥审判的终局作用。     

论计划与决策的职能定位

管理职能的设定,从古典时期的法约尔到现代管理理论,可谓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其中计划与决策的职能定位,就是管理职能如何设定的一个焦点。通过分别考察计划与决策提出的管理实践背景,剖析计划与决策地位嬗变的深层动因,依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可以把计划与决策的关系概括为:计划过程是决策的组织落实过程,决策是计划的前提,计划是决策的逻辑延续。另外,还可把决策分为计划前的决策和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决策,计划前的决策决定计划的方向,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决策可以有效弥补计划的不足。     

政治与行政——以日本为例

纵观日本近现代史,可以发现日本是一个有目标、有战略的国家。而且,日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很敏感,每当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都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本文从政治和行政的概念引出,对日本政治概况和行政改革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科技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

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的风险源之一。论文从风险、科技风险和风险认知的概念入手，探讨了科技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的关系，提出和论证了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是科技风险认知的重要基础的观点，并就加强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的途径作了初步探讨。     

千万梦想支持计划:阳光飞轮公益活动案例

正项目主体阳光保险爱心基金会项目执行关键点传媒项目背景:大学生有高涨的公益热情和无限的创意,是公益事业未来的生力军、公益文化未来的传播者。但在公益实践方面,大学生群体缺乏经费的支撑、规范的指导和专业的平台,这使得很多充满创意的公益梦想无法实现。而阳光飞轮公益活动的传播目标是:与高校人群充分沟通,吸引大学生群体广泛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以高校活动为突破,积累经验,持续公益,做成品牌活动;影响高校目标受众,品牌深入年轻人群,打造长期、可持续的公益事业,提升品牌形象。     

“去民间”:以张竞生与费孝通乡村研究为案例

"去民间"是响彻近代中国史的口号,它的产生不仅促进了当时的中国乡村建设、边疆开发等政治实践,也导致了乡村社会调查、边疆史地研究等学术活动的出现,而且还重构了"地方"的空间意义。文章认为"民间"是在近代国家建构中被发现的,李大钊《农村与青年》一文,揭示了民间与重新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国家视野的关系。在这一视野下,彼时中国人引用不同知识资源和理念尝试去认识、改造农村,并引发了对于乡村认识的争议,而这一认识争议最终以调查方法的检讨作为表征显现出来。在此逻辑下,文章认为讨论费孝通认识乡土世界的方法,有助于厘清方法论争与"地方"建构之间的关系。调查方法论争不能仅仅放入学科内部加以讨论,亦应从外部政治关系中去解读;认识方法除建构"地方"意义的诗学性质之外,仍具把握"地方"真实的能力与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