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 教化 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

规范教化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白奚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先秦的儒家和法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儒家的选择是礼治，关于礼治和法治之优劣，孔子有过经典性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耻”、“格”两...     

《论语》的为政之道

本文梳理《论语》为政之道,指出"政者正也"是为政的核心理念;正己正人,德风德草是为政的首要前提;民无信不立是为政的基本原则;德礼为主,政刑为辅是为政的总体构架;王道政治是为政的理想模式,天下大同是为政的最高理想。今天应该重视儒家治道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整理,重建德治、礼治、法治三元和合的治国模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依法治国的中国传统文化溯源

依法治国理念,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历史源流。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以"因顺自然""不可恣意妄为"的法治原则、"与民休息""轻刑薄赋"的法治实践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法治短板为主要特征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法治思想;二是以"治国以礼"的礼治、"为政以德"的德治、"为政在人"的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无讼以求"的儒家法治观念;三是以"缘法而治""以法为本"的工具价值、"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壹刑思想、"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张为特征的"治民唯法"的法家法治思想。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秦国——秦朝统治中的礼治因素

秦国的礼渊源于周礼.商鞅变法主张"法治",但他也认为,"礼者,所以便事也",因此并不完全排斥礼;<吕氏春秋>作为杂家的作品,在谈"孝"、"义"之中,渗透着礼的精神;在秦始皇的巡行刻石中,多处可见儒家礼治的特点;<秦会要>则单列礼部,对泰国礼给予了全面的总结.由于秦在战国末期横扫六国,实现一统,所以人们通常总是研究秦军事的强大,认为秦文化就是军事文化,与"礼"无缘.而事实上,泰在重视军事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礼制",这种"礼"是符合秦社会发展及政治需要的.     

世界儒学——世界文化新秩序建构中的儒学自我变革

世界儒学不是现成既有的儒学,而是经过变革的儒学。这涉及对儒学的理解。儒学最核心的观念结构是"仁→义→礼→乐"。"仁"是仁爱精神,这显然是一种普遍的理念,无须变革。"义"即正义原则。儒学有两条正义原则:一条是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出于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的动机;另一条是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及其制度适应某共同体当下的共同生活方式。这两条原则显然同样是普遍的理念,无须变革。"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一方面,任何社会都需要规范与制度,所以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但另一方面,任何具体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孔子指出"礼有损益"。儒学需要变革的,首先是礼。"乐"是指在礼的基础上的社会和谐形式。一方面,任何社会共同体都应当追求和谐;但另一方面,由于乐建立在礼的基础上,不同生活方式下的社会和谐形式也是不同的。因此,乐或社会和谐的形式也是需要变革的。以上这样一个理论系统,应该就是世界儒学的基本内容。这个理论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显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它对于世界文化新秩序的建构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略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从西汉＂引礼入法＂到清末＂礼法之争＂,两千多年来,儒家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虽然现代法治思想与儒家法律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冲突,但时代的发展也表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合理成分使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相融合。反思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深层融合点,挖掘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现实作用,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儒学的常与变:儒学现代开展的根本精神与损益方向

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开展需要厘清常与变两个面向。常的面向包含天道信仰与伦理责任。天道信仰兼具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的维度,是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价值性理解。伦理责任则是中国人对于人生在世所应担当的道德责任的理解。变的面向包含了对于民主与科学的重新审视。它们虽然不是传统儒学所擅长,但可以在儒家的根本精神与圆善旨向的基础上被儒学体系所容纳接受。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见危不救”种种

“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儒家“礼”的内容之一。然而,当有人问到孟子,发现嫂子落水以后是不是应该“援之以手”时,忠实地恪守儒家之“礼”的孟子,却毫不犹豫地主张这时应该对“礼”采取变通的办法,亲手将落水女子救上来。他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见死而不救,无异于豺狼一般。可见儒家是很主张救死扶溺的。先秦时另一大学派墨家尽管在学术上和儒家大有分歧,可是在救死     

论警察法治思维的现实表征与修复路径

当下的警察法治思维的基础还不是完全循于法治,而是一种行政思维主导下的法律思维。司法直觉与法律思维的叠加、行政思维和特权思维夹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不平衡离析了法治思维的表达,使得警察执法带有法律工具主义的倾向和程序主义的表征。以合法性思维为前提、以权利思维为替代,融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要素,关乎警察法治思维的实践导向,亦有助于当下警察执法思维的有效修复。     

侵权法的功能与责任基础

侵权法的功能及责任基础是研究各种侵权法制度所必须回答的基础问题.侵权法的功能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赔偿和遏止被认为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功能.侵权法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构建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在21世纪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侵权法应该更加强调对个人人身、财产的保护,突显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因此侵权法的赔偿功能日益成为其最主要的功能.由于赔偿在实质的意义上构成了对被告侵权行为的矫正.很多学者将侵权法的赔偿功能视为是建立在道德责任或者矫正正义之上的.遏止功能主要是建立在社会效率或者政策思想体系基础上的,遏止功能受到保险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在现代社会,无过错责任原则已经成为同过镨责任相并存的归责事由,公平责任原则不能作为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     

敬、礼、完美与现代政治哲学

对于当代儒家政治哲学来说,敬、礼和完美这三个相连成系的概念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作为挑战,是因为批评家们认为这些思想应为儒家政治思想过去的失败与现在的不相关性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如果这些概念能够通过面对挑战并对批评家们的批评进行回应的方式来理解,那么,这将给儒学提供一个机会,使之在世界政治哲学的对话中作出重大的贡献。文章通过对陈素芬和墨子刻的批评的回应,以面对这种挑战并试图寻找存在的机遇。这两位思想家都不承认那种一般认为是能够表现儒家政治思想特色的完美主义。但是,这两个人同时被吸引到一种能够使人坚定向前的态度,这种态度有时被他们称为“信仰”。文章认为,人们可以在一种开放的、易谬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儒学对完美的承诺,完美的这层含义可以构成敬的观念的基础,而敬正好符合两位批评者所感受到的对某种“信仰”的需要。完美和敬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儒学十分敏锐地坚持把礼作为我们政治生活的核心。     

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与封禅——对封禅礼形成的学术思想探源

封禅乃是活跃于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化宗教思想,经秦始皇、汉武帝的推阐,形成一种旨在维护国家法统的政治性礼仪,并由原本的齐学转入儒学而融入到谶纬的体系。封禅礼仪形成的这一过程是在战国秦汉之际受命改制思潮的推动下完成的,它是儒家礼学在汉代取得的一个发展硕果,不仅使儒家礼学从自身内容上得到新的充实和发展,而且也从礼学角度展示了儒家学说与时俱进的学术发展活力。     

中国判例法援用的可行性分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判例法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并非没有判例法传统,古代法律中也有类似于判例法的制度和原则.判例法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弥补法律漏洞,填充法律空白.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下存在着判例法生存的空间与土壤,因而应改变过去对判例法的看法.判例法并没有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是在严格权力运行程序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回归.应该在成文法框架内,确立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英国诽谤法的抗辩体系:传统构造与最新发展——以《2013年诽谤法案》为中心

诽谤法中的抗辩事由发挥着调和名誉权和表达自由、保护冲突的重要功能。为了适应新时代表达自由的保护要求,2013年英国通过了诽谤法修正案,而抗辩事由的成文化和体系化是其重要内容。新诽谤法设专章规定"抗辩",将存在于普通法中的正当化事由、公正评论、雷诺兹特权等抗辩事由成文化并赋予新的内涵,扩大了1996年诽谤法免责特权的适用范围,并增加了两种新的抗辩事由。英国诽谤法形成了包括真实性、诚实观点、公共利益、网络运营者抗辩、学术评论抗辩以及报道免责特权六种抗辩事由的完整体系。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礼治”与“法治”的互相渗透——兼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卷)

本文结合读《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卷)的体会,论述我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礼治”与“法治”的关系。全文共有八个要点,观点比较鲜明,引用资料比较集中。作者通过考察“礼治”与“法治”的萌芽和发展,分析“礼治”与“法治”在夏、商、西周奴隶制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在秦、汉、隋、唐等封建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和特征,比较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礼治”与“法治”相互渗透这一历史现象的看法;同时把研究古代问题与探讨今天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问题联系起来,对建设和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了思索。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先秦儒家礼仪观与当代礼仪规范──《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论文之九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早在上古,就有一套祭祖之礼,发展到先秦,礼仪的含义和内容,已相当完备,先秦儒家专门叙述礼的书,就有《仪礼》、忻L记》、《周礼》等多种。儒家学论的创始人孔子把礼仪看作是做人之根本,当然“礼”有个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礼是指典章制度,一切社会规范,各种仪式节文。狭义的礼是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礼仪,对礼仪的叙述也颇多。本文仅摘其要点并就其与当代礼仪规范的关系进行讨论。一、先秦儒家的礼仪观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