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陆游诗歌研究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陆游诗歌研究,其成绩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即:陆游诗歌材料的整理与选译、陆游的生平与思想研究、陆游诗歌内容与艺术特征的多角度探析以及陆游诗论研究。日本学者的陆游诗歌研究对于我国古典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启迪意义,为我们审视、反省自身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观念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陆游诗歌的爱国情怀及其表现方式

陆游的成长经历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共同造就了陆游诗歌具有鲜明的爱国情怀。陆游诗歌爱国情怀的精神内涵包括至死不渝的抗敌复国志向、悲愤无比的政治现实批判、感同身受的民生疾苦关怀,交织着恢复山河的豪情壮志与壮志未酬的愤懑苦楚。陆游诗歌爱国情怀的表现方式灵活多样：直抒胸臆,爱国热情直迸而出,如同战斗口号一般振奋人心;用典抒怀,历史典故与爱国情怀融为一体,尤以咏叹诸葛亮最为突出;借景抒情,无论边关风物还是田园景致,无不寄寓着陆游浓厚的爱国深情;托物言志,陆游将爱国情感融入梅花意象,梅花成为陆游自我的化身。陆游诗歌的爱国情怀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永恒的主题。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陆游诗歌中的“泛舟”事象探析

诗歌的叙事传统在抒情传统这一主流话语的遮蔽下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然而“事”在古典诗歌中却从未缺席。“泛舟”是陆游诗歌中常见的事象之一,摇曳着丰富立体、鲜活多姿的形态：舟由于避暑、归家、任职等不同的“事”生发出闲适、兴奋、孤独等不同的“情”;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出发,陆游有关“泛舟”事象的诗歌包含注重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三种不同的形态;不论是人对自然的观照还是对自我的审视,其建构起的诗学价值依然历久弥新。对陆游“泛舟”的考察和分析,显示出事象研究的可行性,使古典诗歌中更为深层和复杂的内涵获得微观的揭示。     

基于遗传粒子群算法的堆垛机作业路径优化

通过查慎行对《瀛奎律髓》中陆游诗歌的评点可以看出，他在章法、用典、字法、句法、对仗等方面对陆游诗歌多有称赏，对陆游学古不化及艺术上的瑕疵亦多有批评，总体上体现出较为客观的批评态度。在查慎行的诗学理论体系中，陆游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的过程。查慎行对自己青年时期偶像的批评与颠覆，体现出其晚年诗学理论的转变与成熟。     

宋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上对黄庭坚的接受

宋代很多诗人在创作实践上对黄庭坚诗歌都有或多或少的接受,主要诗人有：苏门文人群中的苏轼、陈师道,同乡后学的洪刍、洪炎、徐俯、李彭、惠洪,以及受其影响的谢逸、谢蘧、饶节、汪革,南北宋之交的吕本中、陈与义、曾几,“中兴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江湖派”中的戴复古与刘克庄,他们都曾在艺术上受到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熏陶,大多数人能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这使得江西诗派的诗歌不断自我更新,更好地自立于诗坛,并不绝如缕地影响到宋代以后,直至近代的同先体诗人。     

汉语特性:80后诗歌声音书写及阐释路径的省视

当代诗歌特别是80后诗歌写作中,诗人的手艺与诗意的变形极大地彰显当代诗学技艺的繁复,以及现代新诗诞生以来语言自身的焦虑与历史意识的孱弱.确证、否定或是某种悬置等80后诗歌写作的声音景观传递出同时代人在处理当代历史或文化经验时的努力,而那些既已形成的有关当代诗歌确定性的知识、规则、谱系,无形中使诗歌写作聚焦问题以及展开自我辨识的能力变得愈加浮泛而犹疑.无论是拥抱底层与日常生活,抑或是精神向度的自我觉识,80后诗歌写作需要更进一步解放自身并且充满韧性,从诗歌语言的悖谬、双声、裂隙中走上前来,切实获具一种与传统和当下、与语言和个体真正展开精神对话和思想辨识的能力.     

生态批评视野中的陆游山阴诗

陆游诗歌以爱国主题著称,但他对日常生活的吟咏颇多,亦为陆诗的一大题材。在仕途遇挫之时,陆游退居家乡山阴,在青山丽水中安顿自己落寞的心灵,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陆游在山阴闲居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表现出诗人的戒杀爱物思想、"物与"情怀和对身心自由的渴望,展现了山阴优美的自然生态图景以及诗人生活于其间的精神生态之怡乐。陆游诗歌特定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则使自然界的生态之美以更加凝练、更加集中的形式呈现,从而比现实生态世界更多了一层审美的意味。     

陆游诗歌的乡土风情

宋代著名大诗人陆游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故乡山阴度过的,他的大部分诗歌也是在山阴创作的,这些诗歌带有浓郁的乡土风情。本文具体分析了陆游诗歌创作中这一前人较少注意的方面。作者认为,陆游对故乡山水无比热爱,对父老乡亲有着深厚的感情,家乡的田园生活,是陆游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以饱蘸情感的笔触详尽地描绘家乡地理和人物风俗之美,尽情抒发对家乡的无比热爱,是陆游晚年诗歌的主要特色。     

论唐代诗人许浑诗歌的崇高美

崇高作为一种美学范畴,无论是在自然界、社会生活还是艺术中,归根结底都是人的精神人格的崇高显现和象征,是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在超越客体的艰难搏击中表现的人格力量和宽广胸怀。许浑是晚唐时期的主要诗人之一,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一起被称为"晚唐铮铮者",其诗歌在当时尤为杜牧、韦庄所推崇,陆游也称之为"晚唐之杰作",其诗歌饱含着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并创造出雄浑浩大的崇高意象,洋溢着激昂慷慨的旋律,表现出了强烈的崇高美。     

“不得体”的社交表达:陆游的人际关系诗歌论析

陆游一生不善于与人交往,多数人际关系诗歌在情绪表达上因为缺少分寸感而显得不那么"得体":在官场中与官员交往的唱和散发着自傲自负又自卑气息;与同类朋侪交往唱和不像士人那样彬彬有礼,而如同江湖游士一样亢奋使气;退居乡下后陆游基本断绝与士人阶层往来,而向无法进行更深精神层面对话的乡邻宣示个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陆游是个具有一定社交障碍的交往困难症患者。然而正是这一切在交往礼仪上的"不得体",让陆游的社交唱和诗歌脱离了一般人际关系诗歌的应酬乏味,而显得个性十足且真诚有味。     

天放奇葩角两雄——陆游与元好问诗歌比较论

陆游与元好问是一南一北、同时而稍有前后的大诗人,无论元好问是否见过陆游诗歌,二人都值得比较。题材上,他们的爱国诗一偏重抗敌救国,一侧重忧时伤乱,闲适诗一品味清闲,一忙中偷闲,各有千秋;形式上,二人都长于七律,都渊源杜诗,陆诗多豪情壮概,元诗多苍郁悲怆,然二人七律皆多复句。两雄并立,成为南北诗坛遥相呼应的高峰。     

陆游诗中的自我武将形象浅论

陆游诗中作为自我形象的武将既有历史的积淀,也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其中的武将形象多幻想色彩,更具悲壮之美。本文试图通过对陆游诗中自我形象的考察与分析,更深刻地认识伟大爱国诗人陆游及其诗歌。     

杨万里在宋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杨万里在宋代诗坛的地位超过陆游,这是南宋人的看法.严羽评宋代诗体时认为,南宋独有“杨诚斋体”.全面看,陆游成就大于诚斋,但杨万里诗歌艺术创造性更高.该文详论了杨万里对刘克庄、张镃、姜夔、永嘉四灵以及江湖派的影响,认真评析了诚斋对金元诗坛、明清诗坛的影响;也仔细分析了历代对杨万里诗歌的反面批评.     

陆游诗中的自我文人形象浅论

陆游诗中作为自我形象的文人形象既有历史的积淀,也与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其诗中的文人形象具魏晋风度,亦深染禅林风气。本文试图通过对陆游诗中自我文人形象的考察与分析,更深刻地认识诗人陆游及其诗歌。     

关于新诗技艺或技法的微观与动态特征

新诗技艺的概念可能要再定义或进一步划分,对于那些属于已经被广泛总结归纳了的公共诗歌技艺、诗歌语言的修辞技巧不会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针对的只是语言修辞边缘扎根于诗歌写作与鉴赏区间的技术,或者如诗人哑石所言的＂微观技艺＂。每一个诗人无论出色与否,他都有一套对付词语和修辞的潜规则（癖好）,通过这个规则最终触及一个暗无天日的诗歌＂密室/车间＂。诗歌技艺技法千千万,但都可归结到对词语的细微感觉上和思维的丰富性上——历史感与生命意识都通过某种结构动态地粘附于其中。所以即使诗人的年龄增长了,诗艺与技法＂炉火纯青＂了,也不会真的就自然返璞归真,因为所谓诗歌话语的＂返璞归真＂还是必然可以归结到诗歌技艺技法上来的。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与新诗合法性有关：论新诗的技艺发明

新诗技艺之“技艺”一词在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之间、新诗和古典诗词之间使用的方式和所指的含义显然不同。诗人是从发生学角度使用技艺；诗歌评论家是从阐释学角度使用技艺——在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辨认、分析、归纳作品中体现的作者使用、组织材料的特殊方式的痕迹，那些有个人个性特征的巧妙方式，并对其作出阐释。古典诗词中的技艺是在公共规则之下的个人竞技发明，而新诗技艺是潜含在个人的诗歌美学与观念之中。新诗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一套明确的形式规则，因此也就没有这规则之下才能形成的一套明确的技艺。诗歌技艺是一个中性的技术性范畴，是客观的工具，不涉及价值判断，不同的人可以使用同样的诗歌技艺为自己的诗歌意识形态服务。诗艺就像武器装备一样，是工具。但如果更深一步地分析，会发现技艺的公共属性和技艺的独立属性并非这么绝对，并非没有其限度。新诗技艺重在结构与形式的发明与想象，对内容的审查；诗艺又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同时是个性与风格的体现。技艺并非脱离内容，而是在表达内容的压力之下的发现或发明，技艺也是来自于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     

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

从技艺的角度看,中国新诗的历史几乎是一部比喻的进化史。从新诗诞生之初的简单比喻方式,到穆旦诗歌中受英诗影响的玄学派比喻方式,再到多多诗歌中强有力的形象发生机制,以及当代新诗中更加专业、精密、复杂的比喻的出现,汉语的表现力通过诗人们对比喻技艺的探索而不断得到提升。通过对多个不同时期中的代表性诗人的作品细读和微观分析,可论述比喻技艺在中国新诗历史中的进化历程。这种分析将表明,比喻技艺在不同诗人那里获得的不同形态,植根于诗人们在其所处历史情境中对世界、自我和语言的不同理解。由此倡导这样一种对新诗历史的研究方式:从对流派、年龄段、主题和风格等方面的过度关注中摆脱出来,将视线投向对诗歌本身来说更为内在的"技艺的历史变迁"之上。     

陆游诗歌主题琐议

陆游是南宋最大的诗人,学术界在冠之以“爱国诗人”后,曾用过最大的注意力与热情考察和研究过他。但“爱国”或“抗敌”并不是陆游诗歌的唯一主题,甚至不是陆游诗歌创作的主流倾向(尤其是在占全部诗歌三分之二以上的晚年作品中)。作者纵览《剑南诗稿》九千余首诗,通过本文对陆游诗歌作了较全面的评议,也对陆游其人作了客观公允的观照,想以此改一改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贴标签”式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