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的大儒学学说——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论”述评

梁漱溟先生的“世界文化三期论” ,是一种大儒学学说。其基本的思想内容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不同文化之特质及其各自的文化历史发展的观察、分析和比较 ,提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路向、并依照这三种路向递次演进的观点 ,以及提出了未来的人类文化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翻转为世界文化的思想。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复兴为世界文化的各种大儒学思想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伦理之诚到本体之诚——李翱、周敦颐诚论与唐宋儒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是探究儒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进路。通过对李翱、周敦颐诚论的分析,可知唐宋儒学存在从伦理之诚上升至本体之诚的发展过程。李翱以“至诚”解释天道,使得天道内涵明确化,并赋予天道之诚以“定”“不动”“虚”等特征,致使天道之诚显现本体色彩。同时,李翱从以诚性为代表的道德之性与“诚”的道德修养工夫等方面着重对人道之诚进行阐发。周敦颐采取将人伦道德本体化为天道的方式,将伦理之诚归于天道提升为本体,又把本体之诚落实到具体的人性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真正贯通,并通过对“诚”作为道德规范、修养工夫及理想境界等问题的讨论,强化了本体之诚的地位。从李翱伦理之诚到周敦颐本体之诚,展现了儒学本体化的发展过程,也为汉唐注疏之学向宋代性理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政治儒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

在最近20年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空间与舆论空间的开放,也随着中国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反省,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开展.政治儒学的发生与发展,就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在其新开展中所出现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现象.     

王阳明思想与佛法

一王阳明(1472—1529)是中国明朝最伟大的新儒学家。他的思想不只影响中国,也在韩国及日本等地广受接纳,在东亚曾开创新的文化局势。阳明思想的伟大到底在那里?他的新儒学到底新在何处?他所开创的新文化是什么?与中国道统有何关系?阳明先生伟大的地方很多,其中值得一提,而往往为人所忽略的,乃是他虽身为儒者而不拘泥于传统儒家的古典文献中,能超越出既有的儒家思想型态,借助他人,尤其是佛家及道家,重新透视及表现中国道统,使古板的旧文化重生新机,发展新思潮,如果没有非儒家外来的冲击及协助,阳明     

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无法开出或阻碍开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孔孟到汉宋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自唐中叶到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北宋经济已具有“近代”特征;就经济和生产力的意义而言,以儒学为命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触之前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基本条件”,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预备。可见,儒学文化具有现代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传统资源。     

Zhang Dainia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三四十年代创造了中国现代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他开辟了与现代新儒学迥然不同的“应继续王(夫之)、颜(元)、戴(震)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的唯物主义哲学方向;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不应忽略的重要一章;他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继续前行的现实道路。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儒学与浙江文化

1991年10月31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衢州市政府三家联合主办的“儒学与浙江文化研讨会”,在衢州落下帷幕。研讨会进行了4天,有50多名学者出席。与会者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儒学与浙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并就儒学与浙江文化之关系、浙江文化之特点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宋至明清的浙东学术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开得圆满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学术发展。为了反映这次会议的一些内容,本刊组织了部分学者的笔谈,奉献给读者。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孔子儒学文化初探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现代化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同传统的思想文化发生冲突。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地妨碍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史官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老、孔、墨、法等百家争鸣,使中国文化空前繁荣。西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正宗。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始终与儒家并驾齐驱,相反相.成;佛学的输入、兴盛更使中国文化重添光彩。经过长期的融合,最终形成以儒学为主流,儒道佛互补的…     

浅谈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如何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指向的恰当把握。通过新儒家和新儒学概念的比较分析确立新儒家的基本特征。对不同时期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归纳出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为把握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实质起到积极的诠释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方向性的选择。     

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儒学的当代价值和命运(笔谈)

●主持人话语:中国造就了儒学,儒学造就着中国,历史的情境不一,儒学的命运多舛。儒学在中国农业文明时期占据着思想中心的地位,它曾经以自己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同化过异族文化和非儒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明清之际,随着东南沿海地区新生产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张载的易学、礼学、主体精神等角度深化了关学研究,反思了唯物、唯心研究模式;从南冥学的理学渊源、与李退溪的比较、社会思想、文学研究等角度丰富了南冥学研究;从儒学与东亚文明、儒学的现代化、新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深入到了儒学研究的前沿,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儒教问题、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等。本次会议对深化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强中外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白诗朗的儒耶对话思想

作为始终致力于儒学研究的美国波士顿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白诗朗从比较宗教和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对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儒学与基督教对话(儒耶对话)抱积极肯定态度,深入分析了儒耶对话的可能性,探讨了儒耶对话的途径和意义。白诗朗儒耶对话的思想对世界多元文化并存,推进儒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与“异端”运动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成为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这无疑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宋明时期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之主脉,历代学者无不乐于寻其精粹而不疲。为推动儒学研究,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倡导下,以"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按计划分先秦、汉唐、宋明、近现、现代依次进行。2011年5月13日至15日在杭州举办的"宋明时期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即属该系列研讨会之一。此次会议由国际儒联、浙江省儒学学会、浙江     

建国初期新儒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阐释:以梁漱溟、熊十力之争为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以熊十力、梁漱溟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试图从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思想资源,诠释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识,但两人的观点又有分歧,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辨析表明,熊十力更注重对社会主义建设秩序即儒家"外王"探讨,梁漱溟则强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对人心"内圣"的激发。这种"内圣"与"外王"之争,彰显出两人各自融贯"道统"与"治统"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自觉,也为当前加快构建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孙中山与现代新儒家思潮

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关系十分密切。他既注意清除儒家思想已经僵化的躯壳，又努力提炼其中的精华，加以宏扬光大。他从现代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看待并转换传统，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英明地预见到儒学的现代价值。他在厘清儒学范畴、构想现代儒者人格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因而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潮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起了前导和先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