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严格且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但通过中国新《环保法》的实施这项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明显促进了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TFP的提高.这种促进效用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都显著存在.新《环保法》的实施没有带来创新补偿效应,而是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补偿合规成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引致效应的理论框架,同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在实现环境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双赢"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对口支援——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考察对象

对口支援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着突出的治理作用。新冠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和国家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力以赴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会支撑为主要特征的对口支援主体。通过派遣医疗队、供应防疫物资等措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领导机制、人员选用机制和后勤保障机制等保障了对口支援的高效运行。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科学有效的对口支援不仅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体现了中国抗疫精神、增强了人民战疫信心,而且为世界防控新冠疫情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论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保护——以CoviD-1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为视角

CoviD-19疫情引发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在有效预防和及时防控疫情中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个人信息泄露和侵权的问题。因此,需要平衡个人信息收集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第一,在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收集,应当明确与个人数据的不同,不能简单用保护网络数据规则保护个人信息;与《民法总则》私法规范基于知情合意收集个人信息不同,无需个人同意,且个人必须如实提供个人信息。同时,个人信息收集主体对涉及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得保密或去敏化处理。第二,在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处理,遵从统一领导原则和奉行属地原则,以维护公共健康利益为目的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利用,分离敏感信息,由专门职能部门对个人信息使用及时公布;严格遵守最小比例原则,将使用范围控制在使用目的所必需的范围内。第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收集处理规定的内容过于抽象、操作性差,《网络安全法》不能代替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需要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根据公开透明原则、比例原则、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原则、以私权为中心兼顾公共利益原则,建立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     

人口流动对重大突发传染疾病传播的影响及应急防控策略

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相关数据和百度地图迁徙数据,将新冠疫情发展过程分为六个时期,对疫情期间确诊病例的感染特征及人口流动对疫情的主要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与集聚加速了病毒传播,但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某些地区的卫生防疫体系与应急管理能力不足。突发重大传染疾病暴发期间,需要将现代人口管理机制纳入应急防控体系并进行科学决断,对人口流动实施应急防控,进行科学预警与管理,针对疫情发展阶段与发展程度分区制定精准防控策略,利用制度优势和大数据加强重点人群管理,提高公众卫生意识与健康素养,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环境规制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和机制。研究认为，新《环保法》在实施初期并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引致作用，对年龄较小企业、中西部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新《环保法》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挤出了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并未显著抑制企业TFP和企业绩效，由此验证了“弱波特假说”。     

构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新体制机制——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评析

新《环保法》具有注重明确法律定位、创新环保理念、完善保护制度、强化法律责任、回应社会关切等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特点,在绿色发展模式、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行政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等重要领域实现新突破。作为上位法的新《环保法》修订对下位法的制定和完善形成有力促进,赋予地方人民政府对超标排放污染物企业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明确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事项,将会进一步引领和推进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但新《环保法》仍需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扩大环保责任范围、优化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的方法、健全全民共同责任的制度、规范媒体与公众参与监督环保的权利行使、重视和加大雾霾的预防和治理力度等法律措施。     

普及科学知识 防控信息流行病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应急科普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及时向公众提供权威科普知识,解读疫情防控措施,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和科学应对,对有效遏制新冠肺炎及信息流行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施应急科普的主体、科普内容、渠道与形式等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急科普工作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疫情防控应急科普工作有序推进并取得较好成果,但也存在应急科普统筹工作机制缺乏、应急科普内容审核机制缺乏、日常科普教育不足等问题。针对疫情常态化防控及今后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科普工作提出以下建议:制定专项应急科普法律法规,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科普机制,建立应急科普教育常态化机制,建立健全应急科普资源库及人才库。     

卫生支出对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

健康中国背景下,健全公共卫生防控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运用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州）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卫生支出规模、结构和区域差异对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是卫生支出对提高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具有显著的作用;二是卫生支出对有效防控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存在结构差异,增加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防控效果更加显著;三是卫生支出对提高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效果存在区域差异,卫生支出在东部地区的防控效果更加显著。鉴于此,建议通过合理配置卫生资源、优化卫生支出结构、制定差异化投入政策和推进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切实提升传染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防控效果。     

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

“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再次警示人们,当今世界仍处在风险社会,重大风险的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是,有风险的存在未必一定导致危机的发生,风险与危机处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的致灾机理分析,还是从“新冠”疫情风险防控的实践考察都充分证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是可以治理和防控的。构建系统、科学的风险治理机制是实现对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的关键。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研判机制、决策机制和防控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角下中国工会的治理机制研究——以新冠肺炎防控为例

新冠肺炎对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世纪性"影响,疫情在中国的蔓延得到遏制离不开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积极防控。本文基于中西方工会在疫情防控中的差异化表现,探究二者在政治信念、制度理论和组织体系方面的差异根源,分析中国工会在该次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和制度优势,进而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角下的工会治理机制:坚定党的领导,采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丰富自身定位,强化理论研究和政策指导,完善应急应对机制。从制度设计上增强工会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新《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进步与自省

新《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我国环境法学研究进展显著。学者紧扣当代环境法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著书立说，重视对新《环境保护法》的立法后评估，深入、细致地研讨环境治理、环境司法等论题，聚焦环境权、环境义务等基础理论问题，展开持久而深刻的学术争鸣，并且注重对学科方法论的自省，体现了环境法学研究共同体的理论自觉与学术贡献。法学界倾听社会发展的足音，以理论研究成果助力环境法治建设，使得新《环境保护法》成为全社会环境法治交响曲的开场鼓。     

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分析——兼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相关规定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首次明确将公众参与确认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原则之一并确认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一项程序性权利。然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并未就公众参与制度作出框架性规定,而是将完善公众参与程序的义务施加给各级环保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保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鉴于我国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上述立法进展,本文将结合国际公约及域外立法经验,从微观层面着手纵向分析我国在不同的环境公共决策层次上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此外,本文也将横向分析我国地方法规、规章和部门规章中公众参与制度发育和形成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厘清新法和既有法律法规所形成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框架,进而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涉及公众参与的条文进行评述,更加明确地识别我国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相关立法方面的进步与不足,以便在“查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补缺”。     

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以《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部门分权为特色、以达标排放为核心的环境规制权配置,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还原论和决定论图景之上,难以契合环境健康问题所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特色,导致环境健康规制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第三十九条对此做出了回应,初步体现了健康优先、风险转向与整合取向的特点,标志着我国由基于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向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规制过渡。但由于该条仅是环境健康规制的纲领性条款,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具体化;在未进行专门立法之前,应通过对《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体系解释推动该项工作。     

政府环境责任的法律确立与实现——《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政府环境责任规范研究

经过重大修改后,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得以通过,这是我国环境法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为了应对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全面规范了政府环境责任,强调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职责和任务。这些条款反映了环境治理的实践需求,体现了环境治理的规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然,《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规定的政府环境责任,还有赖于政府环境职责的确立、政府环境责任的追究程序、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完善。同时,整个社会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对于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研究——以《长江保护法》为例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区划单独立法,但相关研究只注重其对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指导与借鉴意义。事实上,《长江保护法》对回答环境法治的三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三个问题是：为何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可以单独立法？自然区划法应如何立法？尤其是在强调立法节制的当下,为长江这一自然区划单独立法而不是修正涉及长江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律,背后更是具有深远的立法考量与丰富的研究价值。以《长江保护法》为素材,对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长江保护法》未来的革新与发展,更能为新颁布的《黄河保护法》与《青藏高原保护法》等环境法律提供更为详备的理论支撑,进而最终作用于环境法治的发展与完善。《长江保护法》之所以被制定和颁布,缘于长江等自然区划的环保特殊性与现有法律的普适性存在不洽,并且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的法域链接存在不洽,导致普适的环境法律无法满足自然区划特殊的环境保护需求,以及环境法治在自然区划上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出现了断裂。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然而却并非所有的自然区划都需要单独立法,长江流域为自然区划立法提供了一个标准型样范。一方面,长江流域具备地理与人文的特殊性,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具备环保需求与规制手段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长江流域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且又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因此,只有具有特殊性与广域性的自然区划才会产生与旧有环境法律的上述不洽,才具有单独立法的必要。为了让自然区划法适应于当前环境法律体系,且能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与作用,需要将自然区划法置于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法地位,在法律适用中予以优先适用。并且,自然区划法具有一项不同于现有环境法律的原则——完整性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自然区划法需要选择一种与当前环境法律有别的立法模式：确立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并围绕提升环境质量而非个体规制,赋予地方政府以法律责任。     

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我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应当将《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这一现状的改变结合起来,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笔者分析了为什么要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介绍了美、日、俄的环境基本法在政府环境责任方面值得借鉴的规定。鉴于我国的国情,《环境保护法》应当规定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重点构建积极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体系: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执行各项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     

当代中国环境立法评析

现代意义的中国环境法兴起于本世纪 70年代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现已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 ,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 ,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完备的法律体系。但在这个体系内部 ,还存在着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回顾我国现代环境法发展历史过程的基础上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环境立法还存在的不足 ,并就改善环境法立法的有效途径做了初步探讨     

恢复性措施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分析

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是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重要环节,因而污染环境罪的行政从属性与生态法益保护的复杂性,导致刑罚适用与量刑标准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通过回望中国新时代环境治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选取中国《环境保护法》修订后,及《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后,全国2014—2022年1 832份污染环境罪案件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严重程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过往环境行政处罚对量刑的影响逐渐减小,而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对量刑的影响逐渐增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共同犯罪的主犯罚金数额较大,刑期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与此相反。过往环境行政处罚可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措施与缓刑的适用率。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污染环境罪案件中的量刑应当规范化,实现“司法正义”与“生态正义”统合的良法善治,揭示生态损害赔偿的重要作用,完善污染环境案件中的量刑机制。     

实施《长江保护法》的司法导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分析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北极环境治理中的软法因素：以北极环境保护战略为例

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EPS）是目前在北极环境治理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软法规范。从AEPS的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绩效来看,它构建了与北极相关各国及其他利益主体开展北极环境治理的平台与沟通渠道,具有共识性和实效性,但是其功能存在局限性与缺乏保障性。从对AEPS的考察可以发现,软法应当被定性为法律,且其与硬法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是“实然”与“应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