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传统社会的变迁及家庭结构的瓦解,法律与家庭的互动也有了新的发展,家事纠纷数量激增。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独立的家事诉讼制度,司法实践中对家事特别程序的探索尚属于起步阶段。从长远来看,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和既有审判制度的局限性,我国有必要构建独立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导向,实行有限的辩论主义和积极的职权主义,并对立法模式、适用范围、诉讼主体、家事调解以及家事法院等方面作出规定。     

大陆法系视域下的家事调解前置机构比较与借鉴

由于对调解是否属于司法权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调审分离”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我国大陆地区属大陆法系，在司法理念和调解实践上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其家事调解前置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大陆地区情况选择适宜的制度设计。设置单独的家事调解前置程序，确立家事调解法官和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两种调解模式。家事法官负责行使司法职权，调解员负责具体的调解事务，以此实现彻底的“调审分离”。调解成功后可作出合意裁定或调解书，明确其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及时转交审判机构，审理时发现确有调解必要的，移付调解机构调解，但除特殊情况外以一次为限。     

论家事案件强制性调解程序的构造

家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所占比例不小,其产生于特定的家庭环境之中,一般都牵涉到身份关系的认定,而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应有别于普通民事案件。在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应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强制性调解程序以更有效地解决家事纠纷,也即将此调解程序前置于审判程序之前,强制予以调解。强制性调解程序的性质应为以合意性为主、强制性为补充的特性。此项制度的构建可以从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机关、调解范围、调解方式等方面作出一些程序的设计。     

我国家事审判机构设置模式选择

与综合性的普通法院相比，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在解决家事纠纷方面具有显著的特色和比较优势，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独立处理家事案件。从世界各国设立家事审判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家事审判机构的设置存在多种模式，且构建过程存在阶段性。我国可借鉴少年审判庭的设置经验逐步推进家事审判庭的建设，从家事审判合议庭出发逐步建立三级法院内独立建制的家事法庭。待条件成熟后，从“家事审判庭”单独模式逐步走向“少年家事庭”合一模式，并在人口密集且家事案件量较大的地区设立专门的少年家事法院处理该地区的一审家事案件。     

家事审判改革的路径与发展方向

中国家事审判改革自2016年正式拉开帷幕,至2018年,通过全国各试点法院的实践,探索出一系列可行的制度,包括以修复人伦关系为出发点的家事调解制度、诉讼离婚冷静期制度、家事调查员制度、离婚财产申报制度等。2021年,《民法典》正式施行,其对离婚冷静期、调解制度和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等作出明确规定,肯定了家事审判改革的成果,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接下来应当重视改革措施的成本收益分析,否则会导致法院不堪重负。未来改革的基点依旧是家事调解,重心应放在调解策略上,将案件事实之外的人伦资源嵌入诉讼程序之中,以一种“修复式列举优点”的调解策略实现“人伦司法”,以达成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之目标。     

社区组织建设中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家事纠纷的独特性要求建立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专门的解决机制,而社区作为最基层、最贴近群众的组织,对家事纠纷的解决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观念的深入以及社区组织建设的缓慢发展,家事纠纷不断涌入诉讼中,社区在家事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难以体现,在社区中建立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显得越来越重要。而我国社区组织建设中家事纠纷解决现状存在诸多弊端,借鉴域外家事纠纷解决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认为应当在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之中建立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构,同社区相互协作,防治结合,并建立强制性的调解制度,调解与诉讼相互协调,力求在我国的社区中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     

家事纠纷法院调解的范围与限度——基于比较法的分析

为适应家事纠纷的特殊性,促成当事人自律的解决纷争,有必要实现调解制度的专门化,构建我国的家事调解制度。家事调解的纠纷的类型包括离婚、抚养、赡养、收养和继承案件。借鉴域外经验,我国宜将非讼性质较强,且当事人无处分权的案件以及当事人存在双方力量显著失衡、无调解诚意或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情形的诉讼案件,排除在家事调解的范围之外。将有家庭暴力因素的案件纳入调解范围,在调解中需要特别对待。家事调解是有限度的,调解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家事纠纷,也不应通过调解解决所有家事纠纷。     

论我国家事诉讼立法中检察权的引入

在家事诉讼立法中,要按照凸显宪法权威与宪法监督权的一贯逻辑,借鉴域外检察机关参与家事诉讼的经验,借助检察机关的传统既有优势和当下良好的发展态势,发挥检察机关维护公益的职业专长.将检察权引入家事诉讼立法,要确立检察机关对家事诉讼依法进行监督的原则,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全面、依法、谦抑、诚信地行使监督权,侧重对弱势当事人的权利保障是否得到落实展开监督.家事诉讼立法,要赋予检察机关主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根据特定案件的需要,检察官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被告由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家事诉讼立法,也要赋予检察机关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基于实际需要,检察官可以参加他人提起的诉讼,到法庭发表意见.基于家事诉讼所需专业人员匮乏的现实情况,检察权还可以适度延伸,由检察人员代行家事诉讼程序辅助人、家事调查员的职能.     

家事审判的困境与程序完善

当前,我国家事案件数量庞大且逐年增加,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家事裁判文书的系统梳理和具体的实证调查,发现我国家事审判的现实困境集中表现为专业化程度不足,以及具体程序的不完善、不健全,阻碍了家事审判在实践中的推进和落实.为此,完善我国的家事审判程序需要发挥调解在化解纠纷中的内在功能;构建专门的诉讼制度;确立以未成年人保护为重点的执行制度;通过多部门的综合联动,不断促使我国家事审判朝着专业化、系统化方向发展.     

台湾家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启示——以“家事事件法”为中心

台湾地区为化解家事审判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历经十余年激烈论争,于2012年颁行"家事事件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综合运用诉讼和非讼法理,创新家事争议解决程序。其主要特点是:将家事事件类型化并做专门化处理;统合处理家事案件;扩大调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注重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引入社工陪同、强制当事人医学检查等辅助制度;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减少家事争议处理成本。该法案的成效尚待实践检验,但其改革家事司法机制、提高家事纠纷处理效率、加强保护家庭弱者、促进家庭关系和睦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值得借鉴。     

和谐社会背景下社会工作发展的国际视野——以美国和加拿大社会工作为例

本文在探讨美国与加拿大社会工作职业和社会工作教育的共同起源和相互差异的基础上，指出两国社会工作职业发展中存在两种可能出现的内在冲突，即强调以个案和治疗的干预方式解决个体问题，还是强调以社会改革的干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同时阐释了两国的社会工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对于调整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取向，拓宽社会工作发展领域，提升社会工作教育层次，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西部教育与区域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利用 2010—2019 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教育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协调程度进行全面评价。 结果显示:西部地区教育指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都保持稳步波动上 升趋势,但发展不均衡;西部教育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保持波动上升趋势,但仍处于偏低 协调水平,说明西部教育发展显著滞后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教育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偏 低、教育投资激励不足、产教融合度低和授权专利成果少是四川等 11 个省份的共同突出短板。 基于此, 提出促进西部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村聋哑人进城乞讨现象及其社会救助路径探析——基于合肥市的调查研究

由于保障机制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农村聋哑人为满足生活需求只得进城乞讨.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聋哑人城市乞讨存在多重困境.对合肥市农村聋哑人城市乞讨现象的深入调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农村聋哑人进城乞讨的影响因素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但通过加强家庭保障与政府保障、自我发展与文化关心、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救助机构的互动,能够富于成效地帮助农村聋哑人在多元主体互动与社会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出路.     

家庭法中的家庭角色变迁

家庭法是中国法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有研究未能正确认识个体、家庭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故未能就其变迁提供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整合便是一以贯之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试图依靠家庭法的政治化运作,从家庭入手改造个体,实现同质国家。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一局面,市场经济促使法律中的家庭成为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角色。与此同时,经济理性对家庭伦理的削弱,也暴露出现代化进程中价值共识虚无的困境。后来法治国家的建设促成了依宪整合的转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新时代的宪法价值共识。在宪法精神的引领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构建了作为公民美德教化者的家庭角色,多维度促进了价值凝聚力,回应了新时代国家整合的价值需求。     

试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家庭伦理道德正处在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观念的激烈碰撞中。现代伦理道德要求夫妻平等相爱 ,共同承担起婚姻的家庭、社会责任 ;要求父母重视子女道德品质的培养及意志的磨练 ;要求子女从物质需要和精神享受上赡养老人。随着社会的变革 ,家庭的民主化、开放化、民族化趋向日益显露。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新员工社会化的影响

以领导-成员交换关系(LMX)理论为切入点,把进入企业2年内的新员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提出了组织社会化过程的工作清晰化和社会融合维度是领导-成员交换和工作满意度与离职意向之间的中介桥梁。研究结果发现:(1)LMX与组织社会化过程的工作清晰化、社会融合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2)LMX与工作满意度显著的正相关,而与离职意向之间显著的负相关;(3)工作清晰化与工作满意度显著的正相关,而与离职意向显著的负相关;(4)工作清晰化在LMX与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向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但社会融合在LMX与工作满意度、离职意向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

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随之发生了裂变,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核心化;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减弱,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极大地降低,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被打破,出现了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倾斜现象.代际关系倾斜使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冲击,很多老年人因此面临晚年生活的困境;代际关系倾斜还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不利,它不利于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年轻一代.家庭代际关系倾斜是由于制度变迁、人口增长与老化、家庭变迁以及价值取向的变迁等原因造成的.构建一个尊老爱幼、老少和谐、代际融合、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风尚是现代和谐社会的迫切需求.     

韩国秋夕的社会文化内涵、功能及其传承意义

韩国的秋夕,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厚,属于法定休假日。秋夕是祭拜祖先、家人团聚、邻里之间加深感情的重要时刻,具有很强的生活意义及社会整合的功能。秋夕是韩国人血缘和非血缘关系之间建立新人伦观的纽带,是感情交往的传统日子。通过秋夕,可以增强韩国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民族凝聚力。随着时代的变化,地域、家族范围的固定性发生松动,象征团聚、感恩、祭祖以及承载着社会整合功能的秋夕具有较强的现实传承意义。     

市场转型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与偏差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对农村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主要社会保障项目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尝试和探索。这一时期的改革在制度本身的建设、制度环境的建设及立法保障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多种原因,总的来说,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不大,制度化程度还不高,家庭保障仍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模式,保障功能差且比较脆弱。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的保障功能估计过高,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和稳定的推进措施,政府本该履行的角色不到位等。     

我国行政调解的溯源、发展与困境突破

由行政机关主持民事纠纷的调解在我国既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又有强烈的现实需求,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行政调解尚无统一的专门性规范,实践中各部门各地方的民事纠纷行政调解工作各自为政,发展极不平衡,严重制约了其定纷止争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行政调解相关制度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率,其所适用的民事纠纷范围划定不宜过宽,具体程序设置需繁简得当,同时有必要适当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并赋予行政调解协议高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强制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