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发展水平、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

资本市场并购活动愈发活跃及并购商誉不断攀升究竟是反映了并购企业的理性投资选择,还是由于非效率投资行为造成的经济后果?文章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企业前期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不同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差异.结果发现:并购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越高,则越会导致企业当期并购商誉的上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越高,则并购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会得到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当期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并购企业上期投资不足是造成当期并购商誉上升的重要原因.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并购商誉形成的原因提供了重要认识和经验证据支持,有助于理解地区市场化制度环境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所起的重要调节作用,为资本市场投资者理性决策提供重要启示.     

内部控制缺陷、管理层权力与审计费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并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权力会强化内部控制缺陷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越小的企业中,内部控制缺陷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建议构建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防范内部控制缺陷。     

分析师关注、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僵尸化

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关注可以降低企业僵尸化程度,有助于抑制新的僵尸企业形成。分析师关注通过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而降低企业僵尸化,内部控制有效性在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会削弱分析师关注降低企业僵尸化程度的作用强度,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分析师关注降低企业僵尸化程度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政治关联、企业环境税负与环保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以2012—2019年沪深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企业环境税负对其环保投资的影响,并揭示政治关联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的环境税负显著地促进其环保投资,并且这一促进作用在政治关联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环境税负与其环保投资的关系,并且在市场化进程比较低的地区该作用更为显著。政府在实行环境税的同时应配套积极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并且政策导向应结合各地市场化程度而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保投资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是否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政策敏感性更强的企业环保投资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在已有文献中很少涉及。基于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影响效果在国有企业、高股权制衡度的企业、高未来成长性的企业与低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在高经济增长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与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域，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更容易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强融资约束程度两种路径抑制企业环保投资。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地方政府干预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研发投资绩效的提升。     

冗员约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吗？

以2003-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冗员的重要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冗员不仅会加大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约束及国企高管的道德风险,还具有显著的投资约束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适度冗员和过度冗员具有不同的经济后果和治理后果,适度冗员会增强对国企高管的负激励,提升高管的投资动力,而随着冗员的持续增加,自由现金流约束作用和道德风险强化效应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规模.同时,冗员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也进一步佐证了适度冗员的治理作用,适度冗员会降低国企的过度投资水平,而存在过度冗员现象的企业其过度投资也更严重.另外,冗员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仅在公益类国企显著,在商业类国企中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冗员对企业投资的约束作用也仅存在于地方国企,而在中央国企则缺乏此约束作用的证据.外部环境变量,如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企业所在地的GDP增长率和企业所在地的财政赤字率,对冗员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     

审计质量、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对审计质量、产权性质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著程度高的事务所审计与内部控制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体上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高,但在规模相同的条件下,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反而更高;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经过行业专著程度高的事务所审计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更高。另外,高质量审计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存在自选择问题,在运用处理效应模型控制了自选择偏差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再论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行为的相关性——利率政策与企业行为分析

利率政策作为企业的外部刺激因素之一,必然对企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利率政策目标与企业投资行为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利率水平与企业的投资贷款需求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着信贷资金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和金融压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以及利率政策不科学等原因,使得我国利率政策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一面,即利率政策目标并非总是与企业投资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而利率水平与企业投资需求也并非都是呈负相关关系。而且,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利率政策与企业行为的相关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对我国利率政策的实施效率会产生影响。因此,应从这种相关性出发,结合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重塑利率政策的微观基础,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为提高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创造条件。     

市场化程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绩效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研究中国市场化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企业对投资者与公益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企业对员工、投资人、公益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不显著。研究认为,在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企业和政府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效提高企业绩效。     

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影响企业投资支出吗?

以201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投资支出的视角探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与自愿性披露相比,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支出,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地区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高、媒体及分析师跟踪报道少的企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对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这意味着企业受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差异较大,需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政策,丰富激励措施。首先,应结合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企业环保投入压力的差异性,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其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动态调整激励与责罚的力度,防止因过度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部分有能力转型升级的企业陷入"融资难-投资减少-经营绩效恶化"的恶性循环。     

中国省份工业的环境绩效影响因素——基于跨期DEA-Tobit模型的经验分析

生态效率是测度工业环境绩效的较好指标之一,其影响因素涉及经济发展、工业结构、对外开放、环境规制、科技进步和能源投入等多个方面。中国省份工业的跨期DEA-Tobit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环境绩效普遍较差且省际差异较大,其地区分布格局没有显著变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企业规模结构、对外开放度和环境规制水平与工业环境绩效正相关,而行业结构和能源投入强度与之负相关,但是科技投入水平的影响不明确。     

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利用2012-2018年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长;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普遍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金融错配的提高会加剧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对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作用对于非国有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数字创意企业更为显著。     

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挤出效应”;同时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代理冲突越严重时,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强。从企业异质性来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会显著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金融化类型来看,配置长期资产更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筹资能力的降低、实体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减少是金融化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由此我们认为,政策层面需要注意控制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产权制度、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

文章以沪深A股市场2009-2012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不同产权制度视角研究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其中,在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而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内部控制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由于地方分权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政治锦标赛”,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剩余控制权让渡给管理层,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管理层的“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研究同时发现,对于家族控股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由于创业者与管理者身份的合一及最终控制人的企业家本质属性,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而对于以兼并重组方式上市的民营企业,管理层权力对内部控制质量并无显著影响.     

公司治理特征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来自2008-2011年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为研究公司治理特征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选取2008-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内部控制指数.分析了第一大股东比例、控股股东性质、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与总经理兼任情况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比例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当控股股东性质为国有时与内部控制有效性负相关;董事会规模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激励作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规模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没有显著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环境治理与公共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突发性高、传染性强、扩散性广、防控难度大、人群普遍易感,是近百年 来人类生命健康面临的最严重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之一,不但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安全,而且对各国经济 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环境治理也不可懈怠。 以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环境治理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研究发现,环境治理可以 显著降低呼吸道传染疾病发病率,这一现象在新《环保法》实施后更为明显。 本文从公共健康视角为新 《环保法》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微观证据,不仅丰富了环境治理和公共健康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为政府 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及进一步完善和制定环境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与制度基础观的实证分析

以366家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424起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2003—2014年间中国企业并购后的整体绩效显著低于并购之前的水平,即并购活动在整体上有损企业价值。（2）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因素和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绩效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企业内部的资源禀赋和资源利用能力、外部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参与度都对并购绩效产生正向影响。（3）制度因素不仅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直接影响,还在企业资源能力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除了在主效应中发挥“支持之手”的正面功能,在调节效应中也显现出“掠夺之手”的负面作用。根据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中的多重关系可知：对于本身资源禀赋较好的企业,应当降低政府在其中的参与程度,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好的绩效;对于自身资源禀赋较差、资源管理能力较弱的企业,政府参与其中则可发挥较好的积极作用。     

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从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关联的视角,以2012—2016年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深入考察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何因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结果表明: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市场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会弱化调节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的关联程度给企业绩效带来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