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什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与国际核不扩散的未来

当今社会防止核武器的扩散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作为世界最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核不扩散政策牵动着国际社会核不扩散的神经。一直以来,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小布什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较之前任发生了大的逆转,更依赖于单边反扩散行动来防止核武器的扩散,而这对国际社会防扩散努力制造了新的障碍。     

浅论冷战后英国核战略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英国主张建立和维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为保护英国重要利益,核武器要发挥战略与次战略威慑作用.在使用核武器条件上,英国实行"模糊性"策略.英国核威慑战略面临着诸如"独立"性、核威慑效果、苏格兰问题等挑战.英国更新核战略威慑力量,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违背国际法.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日本的"核武装"问题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扩散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国际社会在战后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日本作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主要条约的签字国,在战后承诺遵守“无核三原则”。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各界也开始提出所谓“核武装”的问题。尽管日本目前已具备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能力,但真正进行“核武装”依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及其局限性研究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防止核武器扩散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年来,世界核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核扩散的趋势无论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在加剧,美俄等核大国加强自身核力量建设;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带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核恐怖主义显著上升,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冲击巨大,国际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是否已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对于探讨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四个非缔约国的核问题有重要意义。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是习惯国际法的编纂,因此判断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包含条约是否具备成为习惯国际法的条件和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两个层面,即条约规则是否具备"规则创立性",以及是否符合习惯国际法的两个构成要件。依此两标准分析,条约中的和平利用核能已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但由于条约本身的契约性和属于军控与裁军领域的特殊性,不扩散仍然只是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而核裁军成为习惯国际法则遥遥无期,二者仍然需要国际社会在"通例"和"法律确念"两个方面进一步形成共识。     

冷战后核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冷战的结束，并未使“后核时代”伴随着“后冷战时代”同步来临。相反，核武器、核技术、核材料扩散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核技术人员也出现了国际流动的趋势。而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核心的国际监督体制，在谋求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也暴露了种种漏洞与缺陷；主要核大国在推动核不扩散进程、呼吁全面禁试的同时，从未放弃发展核技术、保存核力量的意图。要使核问题摆脱当前的困境，采取冻结核武器、建立无核区、全面禁试、分阶段销毁核武器的措施是必要的，所有这些加上国家之间的信任、协调、合作，才会使人类逐渐靠近“无核世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色列成功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再探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以色列却在此期间成功地拥有了核武器。以色列能够成为一个隐秘的"核国家"并非因为美国的"帮助"或"双重标准"政策,而在于它不仅具备了发展核武器的各种要素,同时又巧妙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成功抵制了来自外部的重重压力。不过,虽然以色列最终成功地获得了核威慑能力,但在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压力下,也只能以"不可见(invisible)"的形式秘密拥有核武器,并失去了通过公开途径成为"核国家"的最佳时机。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遵约动力分析——以联邦德国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例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联邦德国对NPT的态度是从开始批评性的远离到后来转变为积极主动地维护和加强核不扩散机制。联邦德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遵守经历了一个从外力强制遵约到自主遵约的过程。本文首先分析了国际机制的遵约理论,然后探讨了联邦德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态度演变过程,指出自主遵约的联邦德国将是国际社会推动核不扩散机制的重要力量。     

核武器问题最新发展之国际法考察

2021年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和朝鲜发射洲际导弹活动,都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禁止核武器问题的热议。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从部分禁止核试验,到不扩散核武器和全面禁止核试验,再到部分国家缔结《禁止核武器条约》,国际社会在禁止核武器问题上确实一直在向前推进。然而,这些努力仍未从根本上改变核武器“在国际法上地位不明”的状态。《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各方试图以条约生效为契机,为核武器在国际法上创设一类新的原则与规则,甚至建立新的国际法部门法——禁止核武器法。但是,由于五个核大国之间的核制衡态度尚未转变,目前并无共同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端倪,因而即使其他所有无核国家都参加了该条约,也无法真正使核武器在国际法上“非法化”。禁止核武器的规范目前停留在“应然法”阶段,还未成为“实然法”,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核国家之间至今仍然需要维持核武器的平衡,这种局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太可能得到改变。结合最新情况阐明国际法当今仍未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法律状态,避免受当前一些舆论误导以致陷入追求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认知误区,显然既具有突出的重要学术意义,又具有十分明显的实践价值。     

评《核扩散的心理:身份、情感和外交政策》

自从核武器诞生以来,核武器扩散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主要安全问题之一,学术界也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但既有的研究成果很少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海曼斯新著《核扩散心理:身份、情感和外交政策》弥补了这一缺陷,因此有必要介绍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本文首先介绍《核扩散心理》一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分析这一成果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最后对此书作出评价。     

威慑理论的发展与评析

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冷战的开始,威慑作为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和主导性国家战略,开始进入研究与应用的黄金时期。在冷战的40余年里,威慑理论成为美国政府制定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石,迄今仍是美国制定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指导理论。冷战后国际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和威慑对象的不确定性对威慑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战后初期美英在使用核武器协商权问题上的争议

美英在使用核武器协商权问题上的纠葛源于二战时期罗斯福与丘吉尔所签署的《魁北克协议》。战时由于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问题上两国立场一致,并未因协商权问题引发矛盾。战争结束后,由于冷战的日益深入,美英依然保持了亲密的盟友关系,但在使用核武器的协商权问题上两国却由于不同的立场引发多次外交争议与矛盾。在驻英战略空军基地与朝鲜战争使用核武器的协商权问题上,美英政府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与斗争,但美国一直坚持其总统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行动自由权与最终决定权,英国所获不多。     

社会性别与艾滋病问题研究——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个案

HIV/AIDS危机不只是一个大众健康问题,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挑战.艾滋病是在势不可挡的当代全球化风潮及中国改革启动后急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入、传播并加剧蔓延的.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吸毒者、商业性工作者、同性恋男性等高危人群向低风险或无风险的一般人群大规模扩散的临界历史关口.伴随性接触传播日益走向前台,妇女的易感性和脆弱性也就愈加凸显出来了.然而,社会性别与艾滋病"问题"绝非只是妇女的问题,而是深嵌在地区、城乡、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制度与结构性不平等之中的权力问题,因而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人权和社会公正问题.实现不可或缺的社会公正尤其是社会性别公正--在立法和国际政策框架内确认边缘群体的权利并进行赋权--已成为根本预防和遏止艾滋病的关键所在.男女不平等的政治特性呼唤我们对HIV/AIDS挑战做出超越保健部门的以社会公正为原则的政治回应.     

论杜鲁门在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冷战爆发后美苏首次面对面的直接对抗.美国的应对决策体现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之初开始的危机事件应对机制由"国会主导"向"以总统为核心"的转变,总统哈里·杜鲁门通过对"是否坚守西柏林"以及"如何发挥核武器的效用来回应苏联行为"等问题的处置,彰显了这种核心地位.同时,美国国内"反苏"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境遇、党派关系以及总统部属等诸因素也有效地维护了总统在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失效国家问题

失效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失效国家对全球治理带来的重大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流行性疾病、跨国犯罪以及难民潮等全球性问题.二是国际社会对失效国家问题的应对措施及其局限性.从某种程度上讲,国际社会应对失效国家问题的有效程度,彰显了全球治理的进展与限度.在应对失效国家方面,国际社会亟需“新思维”.     

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演变及根本动因

印度在1998年公开核试验后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但至今未被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接纳为合法的核武器国,长期游离在核不扩散机制之外,造成其尴尬的处境。考察印度关于核不扩散政策的历史,不难发现其政策演变的轨迹。究其原因,是其大国地位追求、战略文化,以及国际身份定位等深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与"哑铃战略"

在40多年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格局与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需要在一段没有"对手和敌人"的历史时期内改造整个国际社会、控制国际格局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性质,为美国未来可能遇到的威胁或挑战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目前正在实施的一种以"哑铃战略"为核心的全面战略调整,是冷战后美国将要长期执行的战略性决策,是对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的变化所做的战略性应对.这一战略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要持续到21世纪中叶.     

论地缘政治的"对抗性"思维

地缘政治的"对抗性"思维源自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尽管地缘政治的对抗性在核武器产生后出现了以避免核战争为底线的妥协,在国际社会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呈现出相对弱化的趋势,但由于世界权力的两极分化和相互依赖中不平衡现象的日益严重,地缘政治的"对抗性"思维仍然普遍存在,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俄美中导竞争与中国应对方略

2019年8月美俄两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开始公开研发陆基中短程导弹.俄美重启中导竞争,将会刺激俄美在反导和其他战略军备领域的竞赛,侵蚀全球战略稳定,破坏亚洲和欧洲地区战略稳定,从而对中国战略安全构成威胁.俄美短期内在中导和反导领域展开竞争,中长期内可能寻求政治解决中导竞争问题.美国将在关岛和日本等亚太盟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以中导制衡中国导弹,谋求对华军事优势.中国的应对方略包括:不参加新的《中导条约》谈判;本着"少而精,够威慑"的原则,提升中国核武器的质量,确保核威慑的可靠性;一旦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中国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以导弹反制美国中导,等等.     

奥巴马的困境——美国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面前的选择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一片争议声中闭幕了.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会上高调提出建设一个新的机制取代美国长期不愿加入的<京都议定书>等建议.本文以"女王困境"类比,借助博弈工具分析奥巴马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战略选择,指出此战略的实质是"强化规则,弱化行动"的模糊战略.在加入有约束性的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问题上,美国将长期以"未加入"的身份处于"加入"的状态中,实现在不影响国内利益的前提下收获国际声望的最优战略结果.而且鉴于分析前提的相对稳定性,这种战略选择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而非这一届美国政府的个别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