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的“虚静”之美

"虚静"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中重要的精神和范畴之一,文化内涵丰富复杂。"虚静"源于道家哲学,也与佛家义理相契合。李商隐可谓佛道双修,他的诗歌必然会有"虚静"文化精神的涵养。李商隐诗歌中的"虚静"之美很独特,"虚"主要体现在意象意境的虚无缥缈、情感的虚泛朦胧之美、虚中有实的创作手法,"静"主要体现在诗歌中静的审美趋向、诗歌呈现的静美意象、静中有动的创作心理。李商隐不仅在创作心理和文学意境上受到"虚静"的影响,更有着超越了具体物象而与"虚静"本质相契合的精神。     

从道家“虚静”解读松尾芭蕉

＂虚静＂说源出于道家哲学,老庄认为道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虚＂和＂静＂。虚静思想可以看作是主体进行艺术创作活动必需的心理状态,它要求主体心怀空明澄澈,超脱凡俗,从而获得精神解脱和心灵自由。芭蕉到达俳圣的前提也在于修心,通过＂虚静＂感受造化的变幻、实现与四时为友的理想。     

哲学虚静论与中古文学虚静理论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思想,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形成中国古代哲学中独特的"虚静"理论.儒家对"虚静"的阐述只注重一般的哲学层面,而道家则从一般宇宙观的角度阐述"虚静",认为"虚静"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的哲学方法.中古文学的虚静理论就是在这一哲学层面上引入了哲学上的"虚静"理论,把"虚静"看做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论.陆机的"虚静"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相联系,并用形象的描述,阐述了文学"虚静"的特点和实际运用的情形.刘勰则从理论的高度,将"虚静"与艺术构思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他完整、系统的文学虚静理论.     

论庄子与康德审美心胸观的会通性

庄子和康德的审美心胸观都认为,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对象时,内心应该达到一种超越一切利害关系的虚静自由的状态。康德的审美静观说在其理论中并未充分展开,主要表现为直接用＂静观＂这一词语,强调一个＂静＂字。庄子的审美虚静说不但强调＂静＂,而且强调＂虚＂,是一个以虚静为核心,以心斋为起点,以坐忘为中介,以物化为最后旨归的有机整体。庄子审美虚静说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物我合一的互动互化,比康德单纯静观的审美观照理论更接近审美心理的实际状态。庄子的虚静说没有像康德的静观说那样纯粹地指向形式美。     

《文心雕龙》的“神思说”

"神思说"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神与物游"说、"虚静"说、"杼轴献功"说等组成。"神与物游"说阐述了心物交融而后生文的道理。所谓"神与物游",就是指内心世界与外在事物相互交流无碍的一种状态,其实质是情与境的结合,而这两者的结合,促发了文思的涌出。"虚静"说讲的是作者构思时所应具备的一种心态。"虚"、"静"两语得自道家。虚则能纳,静则能照。     

论李白对庄子的承继与发展

李白诗歌作品中使用庄子典故多达70多首,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对庄子的直接承继。李白虚静的创作状态亦即道家所谓的＂精神漫游＂,具体体现在李白诗歌的三个突出特点,即喜欢醉酒而作、喜欢写月亮和水。李白作品中虚静的文学境界,是道家虚静的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李白寄情与山水诗的大量创作,是庄子文艺理论的具体阐释和道的哲学内涵在文学上散发出的光芒。李白作品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正是对道家思想最恰当的诠释。     

"有无"与"虚静"合一——从《老子衍》看王夫之对老子"有无"思维的研究

老子以"有无"境界,对人生实有领域的观照与觉悟,就是"虚静","有无"与"虚静"合一就是老子以境界形态的"有无"思维论证人生领域"无中之有"的"虚静"与"无"之境界的合一,这体现了老子境界形态"有无"思维的特征。王夫之以万物实有为思维起点,以实有形态的"有无",即:"有"与"有中之无"论"虚静",统一"有无"与"虚静"于"有"与"无中之有"的实有境界之中,从而从哲学思维的深度论证了"有无"与"虚静"合一于实有,即"有无"与"虚静"统一于"有"与"有中之无"合一的万物实有。     

维特根斯坦"不可说"思想的理论价值

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中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在语言中划出一条界限：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明白地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则必须对之沉默。维特根斯坦是以可说意谓不可说,不可说的东西才是他的全部心意所在。不可说的是世界之外的神秘的东西,以形而上学主体为核心构成了一个超验形而上学体系。不可说的形而上学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但也对他的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文心雕龙》"师圣""师心"辨

"师圣"和"师心"是<文心雕龙>的两个重要观点,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统一于<文心雕龙>的整个体系中的.无论是"师圣"还是"师心",都是对"道"的体认方式."师圣"与"师心"体现了对创作主体意义的重视,是创作主体的不同的创作取向."师圣"与"师心"的关系也是对文学继承和革新关系的一个注脚.     

《神思》篇“虚静”说释义

《文心雕龙·神思》篇“虚静”的语义本于老庄哲学认识论的虚静说。刘勰以之论述作家创作的艺术想象活动 ,是对老庄神秘的直觉主义审美观的转用。其文学理论意义即在于揭示了作家展开艺术构思活动所应备有的主体条件 :“虚静”就是要求作家临文创作应实现由生活态向审美态的转换 ,排除世俗尘杂而生成审美心胸 ,在由“虚静”心态所拓展的艺境之中 ,凝神结虑 ,驰聘文思 ,从而创造出妙造自然的艺术形象     

论济慈"两个房间"与王国维"两个境界"的内部关系

在美学基本形态的表述层面上,因了康德哲学的因素,以叔本华的美学理论为枢纽,济慈的"两个房间"和王国维的"两个境界"可相互映照.因此,我们不但可以通过比较来理解和阐释它们的涵义,而且在论及"两个房间"和"两个境界"各自内部的关系时也可将它们联系起来,互为印证.在浅层次上,济慈和王国维分别认为各"房间"、各"境界"均无高下之分;在深层次上,因了时代的作用力,他们又各自认为,"无我"实质仍为"有我","无思"终不免"初觉".     

论高校两课教学中"三个代表"的"三进"工作开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体系 ,它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高校在推进“三个代表”“三进”工作的纵深发展中 ,教材建设是基础 ,进课堂是关键 ,通过教授大学生系统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 ,培养大学生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进头脑是最终目标。     

济慈诗歌的悲情人生与美、真、爱的有机统一

济慈的诗集美、真、爱三位为一体,超越了悲情人生,化具体为普通。济慈的诗用精妙的节奏,表现自然状态下的和谐之美,咏唱天与人的和谐之音。济慈满怀热情求索,以生命为代价建构诗的生命天地。逃避并不是唯美,沉湎更见出创造。济慈执著的梦幻追求,多彩的狂迷欢乐,使他的诗的世界充满激情和异土情调,其爱心又总让人感受到生命跃动在他的诗国。济慈以狂迷的体验、多彩的欢乐,帮助读者找到了现代精神的一个形式,即让生命充分扩张、延伸,并使之充满另一个世界。济慈随心所至、自然生成的诗歌的观念同后来意象派的诗歌创作思想是相通的。济慈的诗作及其诗论的影响已超越了国界和语言的限制,成为世界共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消极的才能”及其完美的注脚——济慈诗歌《希腊古瓮颂》评析

济慈的诗歌理论的宗旨在于极力强调想象的巨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后来的论家无不注意的“消极的才能”之说。其诗歌创作理论的要点就在于能用想象去激情拥抱世间万物,去感受体验、浮想联翩。虽然济慈“命运乖戾”,英年早逝,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浪漫诗人,身上体现出了许多浪漫主义的突出特点。他所强调的美,不仅限于感性上,而且产生于对现实世界的痛苦的沉思中。其诗《希腊古瓮颂》是“消极的才能”的完美的注脚,反映了济慈诗论的美学魅力。     

东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美、真、善——济慈审美观与道家审美观的比较研究

约翰·济慈和先秦道家都在真、善、美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济慈把对美的热爱与追求当成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指归,在美的根基上探讨真,又在美的追求中感受善;道家审美观将"真"置于第一位,"美"和"善"均次之.在对"真"的理解中,济慈将存在于主观世界的想象扩展到"真"的范畴中.道家的"真"与济慈的"真"内涵也不完全相同,道家之"真"倾向于本然的存在状态,无关乎主观想象之"真"的问题.从文化渊源上看,济慈对真、善、美的阐释源于古希腊文化的大背景,道家思想中真、善、美三个审美范畴的内涵则建立在"无"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学生学习主导型教学模式”的理论探析

“学生学习主导型教学模式”是为改革邓小平理论教学而建构的,是不同于传统的“教师教学主导型教学模式”的新的教学模式。它由学生的学习活动与教师的教学活动有序衔接且有机结合而构成,以学生学习主导全部教学活动。这一教学模式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教育科学理论的要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学习能力相吻合,并以对“两课”,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特殊教学规律的深刻认识为有力支撑,符合教学实际和规律。     

"超级女声"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几点突破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目前“超级女声”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深受许多年轻女生的欢迎,并且也在大众文化界引起巨大轰动。仔细分析的话,“超级女声”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对其有许多突破的地方,具有许多新的特征。     

“虚实”产生及与《诗》《骚》创作关系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周易》和《老子》赋予其深刻的辩证思维,这些是先秦时期虚实产生的哲学根基,也为虚实在魏晋和唐宋的发展与演进奠定了基础。这期间虚实内涵的推进离不开先秦《诗》《骚》及散文创作的铺垫与实践。虚实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核心的元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艺术创作手法,自古既有其萌芽,先秦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比兴、象征、具象等手法是其不自觉的运用。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文艺虚实结合具有必然性。《诗》《骚》中的比兴、象征手法是后世"虚实"的"隐形"替代和早期"胚胎"。"虚实"产生前后与秦汉政论说理文及汉赋具有一定的关系。     

李二曲悔过自新说之诠解

清初大儒李二曲为了对治时代之“过”,在反思理学及整个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该学说以人性本善和“人皆有过”作为“悔过自新”之可能和必要的形上根据,赋予了“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并将消极意义上的“悔”改造为积极的修养方法。在工夫路径上他强调自策自励,要求从转念做起,将慎独、静坐的工夫与人伦日用中的磨炼合为一体。经由悔过的工夫,二曲要实现一种“新”的成己成物打通、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这是该学说的终极人文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