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腐败、政府干预与私营经济——基于三方博弈框架的实证研究

腐败事件频发与经济高速增长共存的这一悖论在中国得到了很好诠释。从政府、职能部门和私营企业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三方博弈模型并探讨了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各方的博弈过程。基于博弈模型的框架,采用省市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腐败、政府干预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私营经济与腐败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并且腐败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改善市场的缺陷,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腐败虽然能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但也能让政府干预的正效应减弱,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弊大于利。     

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理分析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代理腐败和寻租腐败两种类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影响两种腐败行为的相关因素.要遏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要提高检查腐败行为的工作质量,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的腐败行为,实施相应的惩处,使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政治腐败概念探微

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公害,因而反腐败或廉政建设也就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要弄清楚腐败的含义。 腐败一词的本义在汉语和英语中大致相同,都是指事物的腐烂或变坏。《汉书食·货志上》说:“太仓仓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权威性的《牛津英语辞典》也认为腐败的本义是指“物质性的腐烂”。但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中,腐败一词有许多衍义,《牛津英语辞典》甚至开列了9种腐败的定义。当涉及到社会现象时,人们通常使用的是衍义了的腐败概念。政治腐败无疑是社会现象的一种,因而政治学家一般都使用衍义了的腐败概念。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政治腐败,人们的理解却极为不同。     

创新体制优化预防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

我国转型时期的腐败大多为体制性腐败,预防腐败必须创新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今天,体制创新的重心也应转向政治领域。重点要理顺国家权力体制,规范国家权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权力;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反腐工作的效能和合力。通过优化宏观制度环境,更好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依法行政论域中的“懒政”现象及其治理

政府工作人员是公共行政充满活力的"细胞",但有些政府工作人员滋生了职责缺失、无所作为的"懒政"疾病,梗阻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正常开展,损害了政府的社会形象和威信,本质上是与依法行政相悖的"变相腐败",应纳入法治轨道治理。治理"懒政",政府工作人员需要树立法律意识,切实履行法定职责;要严格依法办事原则,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强化权力监督,实行政务公开;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执法行为。     

试析企业家腐败现象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更多地来自于权钱交易 ,靠权力来索取收益 ,那么企业家腐败则更多地来自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不完全性与信息不对称。企业家腐败收益是对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较而言 ,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有时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 ,企业家的腐败收益是难以界定的。当前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还存在“交叉感染”现象。从制度根源上剖析 ,企业家腐败源于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博弈与产权制度的缺陷 ,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导致企业家经济人行为的扭曲。同时 ,企业家腐败与其自身的道德素质、收入水平有关。对企业家腐败的治理 ,要把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结合起来 ,加大惩罚力度 ,使腐败分子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必须迅速叫停政府"经营城市"

当前在理论界和地方政府中,对于如何正确认识"经营城市",有着较大的争议.文章认为"经营城市"作为一种理论,其缺陷与危害在于: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倒退;混淆了政府与企业的职能;政府搞经营势必扭曲了市场的公平性:政府经营城市必将异化为经营土地;政府出卖土地只会破坏城市的正常发展;政府经营土地为腐败开了"方便之门".这种错误的理论,之所以形成不可遏止之风,原因在于:初期表面成果形成了"晕轮效应";政府少数官员错误的政绩观和短期行为;社会腐败之风带动"经营城市"的蔓延;少数房地产商的推波助澜;少数舆论界和理论界的错误导向.要跳出"经营城市"的怪圈,必须做到:理论上正本清源;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相关法制建设;改进各级关于政绩考核制度;加快实行绿色GDP统计体系;彻底落实"执政为民"的理念.     

炫耀性腐败透视

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来看,所谓炫耀性腐败就是公共部门或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挥霍公共资源以满足炫耀性需求的行为.炫耀性腐败的行为特征呈现为炫耀性腐败行为的日常性、炫耀性以及灰色性.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炫耀性腐败: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警惕炫耀性腐败认同感的蔓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控制功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着力推进行政务公开,使政府运作规范化、透明化等.     

将反腐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新加坡的基本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历程可以发现,新加坡并不单一地治理腐败,而是将整个腐败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治理来推动腐败治理。从国家治理视域来看,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基本经验在于政党自律、政府廉能和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考量与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及做法,我国治理腐败的对策有:通过提高执政党对腐败治理的领导力,加强腐败治理权威性;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推进腐败治理方式法治化;提升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构筑腐败治理的文化基石。     

浅析政府腐败的动因及对政府腐败的控制

政府腐败是一种特殊的腐败现象。政府腐败的程度由推动因素和反推动因素共同决定。控制政府腐败程度的措施是减弱推动因素的作用 ,增强反推动因素的作用     

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

经济性特区腐败呈现出与传统行政区腐败相异的特征,可概括为"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影响甚广、较难治理"等几方面。要对经济性特区腐败进行有效的治理,就必须梳理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摒弃直接嫁接传统行政区腐败治理模式的做法,重构能匹配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场域特点的腐败治理模式。相关活体因素的引入是建构这一模式的关键或者说路线图。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作为经济型特区拥有丰富公共权力资源和相对充分行动自由的主政官员,理应成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能动主体。而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腐败治理动能的发挥则需从利益定位与价值导向、自我定位与集体作用、行为逻辑与行政模式等方面进行行为的重塑与规引。     

论我国的腐败问题与防治对策

腐败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破坏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社会财富的浪费,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冲击政府的法制建设和合乎规范的运行机制,影响政府形象,此外腐败还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导致社会风气的恶化,致使社会呈病态化的发展。必须有效遏止腐败。文章论述了腐败形成的原因和防治腐败的对策。     

试论治理腐败的逻辑

为了选择有效治理腐败的方法,首先要解决针对有效治理腐败的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各国普遍使用的“治理腐败逻辑”有三种:一是减少介入腐败的机会;二是提高介入腐败的代价;三是增强腐败免疫力。这三种逻辑及其策略均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只有综合运用三种逻辑及其策略,才能有效治理腐败。     

反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反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立党立国之木。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生活发展中的腐败现象．认为导致腐败是历史、教育、制度、体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根治腐败,一要抓思想教育;二要抓好制度建设;三要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四要重点从领导干部抓起;五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严厉惩治腐败分子。     

机构改革后阻碍政府能力提升的因素

提升政府能力是当代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致力于旨在提高政府能力的行政改革运动 ;特别是全球化和新科技成就的推广 ,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极大的压力 ,促使他们通过提高政府能力来回应时代的要求。中国自 8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是提高政府能力的积极探索。尤其是1998年以来的机构改革 ,通过精简机构、理顺权力关系和转变政府职能 ,基本上建立起了能够提高政府能力的客观框架。但是 ,政府能力却并没有因为这次机构改革而得到明显提升 ,主要原因是由于严重的腐败存在消解了政府行政改革的积极意义。所以说 ,腐败是当前提高政府能力的主要障碍     

当前我国吏治腐败的表现形式

吏治腐败总的特征是“滥权”、“贪利”和“侵害公共利益”。腐败行为可能出现于公共权力的各个部门和行政管理、行政执法过程的各个环节 ,因此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从构成要素来划分腐败的一般表现形式 ,构成腐败行为首先要有行为的主体 (即腐败者 )和行为的客体 (即腐败行为指向的对象 ) ;其次还要有腐败的动机和机会 ,前者指腐败行为的主观心理准备即主观条件 ,后者指腐败者所拥有的权力条件 (稀缺资源 )和制度条件即客观条件 ;其三 ,要完成腐败 ,把可能变成现实还要通过一定的手段 ,即做案手法 ;其四是腐败行为的完成 ,即腐败的结果。如此 ,就可以对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有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     

控制权安排与国有企业经理腐败

经理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如何通过对国有企业经理腐败行为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以寻求制约经理腐败的有效途径 ,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我们从政府权腐败和代理权腐败互为供求的角度 ,深层次分析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经济制度根源并发现 ,中国特色的企业控制权安排是国有企业经理腐败的主要根源。因为 ,在政府官员控制国有企业人事权的现实中 ,经理为了追加国有资产控制权收益 ,必然积极进行控制权投资 ,贿赂政府官员。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 ,必然更加积极地进行权钱交易。据此 ,解决国有企业经理腐败问题 ,必须从改革经济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入手     

防止利益冲突与廉政风险防控对接机制研究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因为不经常反腐,腐败就会本能地扩大蔓延.因此不能只将腐败看做是普通的犯罪或违法,要看到腐败的危害性,将反腐作为国家的基本职能对待,就像国防职能一样[1].经过多年实践,我国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将反腐败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加大了预防腐败的力度.防止利益冲突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自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后,防止利益冲突成为国内廉政学界关注的重点,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进行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     

论腐败现象及对策思路

腐败,是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的社会历史现象。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防腐的工作。在推翻国民党腐败政府,夺取全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同志始终关注反腐败问题,把反对和防止干部腐败,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高度,告诫全党要警钟长鸣。必须肯定,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