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节奏的形成

从汉语诗歌节奏的形成可以看出汉语诗歌节奏究竟是什么节奏。作为汉语自然节奏单位的节拍群主要是由顿歇划分出来的 ,汉语诗歌节奏就是通过对这种节拍群的有规律的分解与组合而形成的。汉语诗歌节奏的形成与西语诗歌节奏的形成既有共同性 ,又各有独特性。     

汉语诗歌节奏构成要素及其形成原理

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不美，节奏坏，不和谐，都由于语文坏和性情坏；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节奏一直是中、西诗学及推动诗歌艺术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但汉语诗节奏的构成要素及其形成原理尚缺全面、系统的论证。从萨丕尔提出的语言"动力基础"出发，比较汉语、英语语音的"动力特点"，并从中国古、今诗歌综合考察，汉语诗的节奏以"双音化"为基本特征：在显性层面"双音结构"为最常见的标准组合，如"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在隐性层面表现为单音"延长"、三音"压短"、超过三音强制切分以趋近双音的时长，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等。诗句中的轻微停顿可凸现、强化"双音化"效果并形成"韵律边界"。汉语的虚词、"词长弹性"是支持"双音"组合的高效语法工具。"双音化"、顿、虚词、"词长弹性"可称为汉语诗节奏四要素。由于双音节是汉语最为高效的组合方式，现代汉语词库中双音词已占压倒性优势——据吕叔湘统计占比超过90%，因而汉语诗句或诗行几乎可天然超过一半为双音结构，以"双音化"为核心，进一步利用汉语虚词、"词长弹性"等语法手段，以及"隐性的双音化"，即可有效配置、形成汉语诗的节奏——因而可称为"双音衍生型"节奏。汉语诗的节奏有三大优势：第一，配置容易，是因为汉语的"双音化"极为强势；第二，节奏感强，是因为诗句中的轻微停顿形成非常清晰的"韵律边界"；第三，更为整齐，是因为汉字的书写和发音具有"等长""等时"的特点，且汉语中双音结构具有显著优势，不同于英语单词书写和发音长短不一。因而，汉语具有天然诗性语言的特征，不但促进了《诗经》、唐诗宋词等极高水平的长期繁荣，也极有利于帮助当代诗歌艺术和文化的优质发展。     

汉语诗歌节奏的特点--兼与英语诗歌节奏的特点比较

与英语诗歌节奏比较,汉语诗歌节奏具有以顿歇为节奏点,节奏单元就是意义单元,节奏整齐均匀等特点。这些特点是由汉语音节的有关特性决定的。英语的音节具有不同的特性,因而英语诗歌节奏具有不同的特点。     

论新诗革命选择极端方式的原因及后果

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 ,采用了极端的革命方式 ,是一次远远超过汉语诗歌承受能力的文体大革命 ,具有激进、极端的特点 ,完全打破了文体革命渐进才能有效地进行的原则 ,废弃了汉诗诗体的进化所具有的渐变传统 ,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 ,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 )、世俗化 (急功近利地实用化 )的非诗的极端的文体运动 ,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这样的文体革命给汉语诗歌带来了特殊的后果 ,影响了汉语诗歌在 2 0世纪正常的诗体建设。     

“对偶”与古诗结构

对偶 ,在叙述型诗向描绘型诗 ,有机结构诗向无机结构诗的裂变过程中 ,是一个积极的不安分的元素。它使诗的内部结构由有机变为无机 ,是诗通于画的一个条件 ;它使诗歌的语言产生质的变化 :由语链变为词或词组的无语法纽带的并置 ,宣告了诗歌语言的独立。对偶是诗歌结构历史发展的推动者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诗与音乐的联姻——论闻一多的音乐化诗学思想

朱湘对闻一多诗的评论是有偏颇的。闻一多并不如朱湘所说的那样,忽视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相反,他对诗与音乐的关系向来都比较重视,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音乐化诗学理论。闻一多提出诗歌节奏感理论,他的诗歌具有抒情悠缓的旋律美、庞大交错的交响美与铿锵有力、阴柔相济的节奏美     

诗歌对偶艺术综论

对偶实质上是我国语言、思维方式和心理因素三位一体的结晶。诗歌中的对句，由于句法、词性、声律的两两对应，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和内聚力，从而激发起读者紧张的“预期”的心理状态，并在随后的阅读中得到满足。为了避免板滞和雕琢的缺点，诗中的对偶手法应兼具对称、整齐和灵活、错综之妙。     

汉语诗性语言词义的构成

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家曾经提出的“诗家语”,以及外国现代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特别重视的“诗语系统”,指的都是与实用语言相对的、作为诗歌审美意识的艺术符号的诗性语言。汉语诗性语言是汉语历史地形成的功能变体,是历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运用汉语发展汉语而形成的。研究汉语诗性语言,分析它的词义的构成,从诗学的角度看,是探讨汉语诗歌本体的言说结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属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     

从英汉诗歌的对照分析中看英语诗歌的形式美

英语诗歌与汉语诗歌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不同之处 ,只有在对比分析中才能更好地掌握英语诗歌不同于汉语诗歌的形式特点 ,特别是节奏韵律方面的基本要求 ,并由此出发 ,进而弄清不同类型诗歌的美学特征。     

论李德懋对诗歌辞采美的创造

李德懋作为熟谙汉诗创作规律与技巧的朝鲜诗人,他创作诗歌"锤字炼意,力扫凡谿",别开异境",造句新颖和工巧,深化感情且开拓意境.同时,他对诗中对仗的妙用,不仅造成了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外观美,而且极富内在节奏感,从而凸现其辞采美与中和美.     

论吴体诗

唐以后的吴体诗外延不断扩大,不利于人们客观认识其特征,唐代确为吴体的只有杜甫、皮日休和陆龟蒙的9首题标“吴体”诗。归纳七言永明声律规范,统计病犯数据,比对合律情况,结果显示：吴体专指七言八句平韵体,讲究对仗,四声分立,特别注重第四、七字四声相对（同平声除外）,以及第七、十四字的平仄相对（首句入韵除外）,句与句、联与联之间的声律联属度略低,由合律的单句随意堆叠而成,声律上属宽泛的永明声律。     

白话散文与“文字化”表达

白话散文属于"语言型"文学,文辞品位和质量的提升,必须辅以"文字化"表达。也就是积极运用汉字特长,适当引入文言成分,适时营造整齐句法,调平仄协音韵,追求简洁、形美和声美,在口语自然和艺术美感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重复与意境建构

前苏联美学家洛特曼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强调了重复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对诗歌的意义。而重复性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特征,不仅属于诗歌的形式和结构因素,对诗歌意境的建构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典诗歌文本中,词语(言语)在语调、语义、句法、结构等诸多方面的相等(相似)或成对的相等,激活了差异,差异转为对立,进而形成张力,使诗歌文本成为无尽的信息源。平仄、押韵、对偶、重章叠句等重复性因素对意境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其所造成的高度语义结构以及特殊浓度思想,是创造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重要源泉。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英汉诗歌语音表意功能的通性

论述了英汉诗歌中语音因素的组合与诗歌的思想蕴涵、审美韵味的表达之间的关系以及英汉诗歌中语音功能的通性     

汉语诗歌句式的构成和演变的规律

古代《诗经》、楚辞、五七言诗、词曲以及现代格律体新诗的主要句式的构成和演变有如下规律:汉语诗歌是由歌诗向诵诗发展的,诵诗的节奏才是诗歌语言自身的节奏;这种节奏主要由句式体现;句式主要由双音顿构成;句式以包含三顿数和四顿数为适宜;句式适宜以音数较少的音顿结尾。     

论二言体诗及其对韵文文体的开创意义

紧锣密鼓的韵律节奏、每句二字的简洁句式、朴素直白的辞采运用、直叙其事的章法构筑,是二言诗的主要体式特点。这一体式多反映蛮荒时代的紧张生活及人们大起大落的喜怒哀乐情感,决定了二言诗具有以阳刚美为主的体貌特点。二言诗体作为中国韵文一切体式之母,为后世韵文特别是《诗经》文体的形成与演进,奠定了用韵、句式、辞采、章法等诸多方面的起码基础。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我的旧体诗声律观

旧体诗就是今人用唐代及其以前的诗歌形式来写的诗。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讲究声律对偶的近体诗滥觞于南北朝的齐、梁时代。至初唐,近体诗的声律趋于成熟、定型和完备。写作旧体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应师承高古学唐诗,但是更要学习唐人既讲声律、又不惟声律的那样一种自由解放的艺术精神。谐或不谐声律,皆以自然随性不刻意为好,切勿因之而束缚了自己的创作灵性,影响了情志的自由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