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措施导致其面临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危机的背后暗含着管理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冲突 ;同时也反映了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两个学科自身面临着的危机。由于各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使危机暂时仍处于可控的范围 ,但是它已给世界性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     

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

公共管理是由公共的和管理两部分组成,对公共性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公共管理的基本内涵。文章阐述了当前公共性研究的契机或原由,对公共性的由来和演变过程做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归纳了目前在公共性的内涵及其实现形式方面较为系统的六种观点,提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表现为主体、价值观、手段及目标等四方面,进一步挖掘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异同,并讨论了公共性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公共性观念的价值——哈贝马斯公共性思想的功能分析

“公共性”观念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早在哈氏的第一部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此观念就已经被提出,并且引导了哈贝马斯后来的整个批判哲学的发展方向。在哈氏看来,正是这样一种公开的、批判的和理性的公共性,凭借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内涵守护着公共领域的自由、民主、正义之精神,并进而推动着西方社会的民主进程。公共性功不可没。     

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回应,主要是通过揭示“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批判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反思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范式,其旨趣在于使公共服务的战略安排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人性基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问题,“第三种范式”从公共利益的主体属性及其自由维度出发,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宪政秩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并从整体上拓展并畅通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社会准备.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的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性”。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     

公共管理论域中的公共性问题——语义分析基础上的哲学诠释

迄今为止,公共管理研究对公共性的理解和诠释仍属于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由此衍生出公共问题研究中过多的分歧和争议.语义分析对消解此类困难具有意义.借助语义分析,公共管理研究者可以将公共性研究中运演的语词和语词的对象、概念、客体、含义、指称以及表现对象和指称对象、概念词和专名区分开来,减少因语言使用和理解不当带来的成本和混乱.分析表明,公共性就其本质而言指谓的不是对象本身的存在性状或事实关系,而是对象对人的价值关系.说某一对象具有公共性,至少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利益主体,这些主体以指称对象为纽带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源自对象的影响或问题压力牵涉每一成员主体的切身利益,又超出单个成员主体愿意且能够消解的界限.公共性因此可界定为某一指称对象对特定利益共同体成员主体影响的个体超越性.     

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同异性

20世纪末叶,西方世界出现了一些改革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新理论、新流派,其中堪称典范、影响深远的有两大理论流派: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这两个流派在理论上体现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成果,在实践上指导着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改革,因此被学术界称为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新范式.通过对这两种新范式异同的分析,既可以把握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相通性,又可以了解新公共服务相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创新,从而有助于我国借鉴其思想精华,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     

钟摆效应?抑或融合效应?——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价值变迁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范武转变实质上是管理主义价值到宪政主义价值的变迁.一方面,从哲学基础和主导价值来看,两大范武存在着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钟摆式效应,从效率、经济、效能为主导的管理主义价值到以公平、公正、民主为主导的宪政主义价值的钟摆武效应;另一方面,从二元价值的交叉与整合来看,两大范武又存在着融合式效应.公共行政既是管理问题,又是宪政问题,只有把两种认知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公共行政,进而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的现实问题.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新趋向

新公共管理作为20世纪后期风靡全球的管理思潮,它在部分纠正传统行政模式弊端的同时,也与民主社会核心价值相冲突.而由罗伯特·B·丹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公共管理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代表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向.     

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以企业家精神塑造高绩效政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渐在西方国家出现并得到迅速的发展。以英、美等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以建设企业型政府为目标的政府再造运动。其核心是把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各种策略运用到政府管理之中,通过企业家精神塑造高绩效政府。本文将把企业管理与经营中的重视顾客、市场、竞争、任务、结果、成本等策略注入政府管理之中,在此基础上探讨在我国推行企业型政府绩效管理的相关问题。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我国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能定位——基于新公共管理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如何在高等教育领域有效地进行机构改革和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成为现阶段我们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被认为是改善政府公共管理的有效理论,其中一些积极的思想值得我们在明确政府管理高等教育职能定位中加以学习和借鉴。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行为的重塑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场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保证公共品供应的公共部门管理变革。在这一视角下重塑我国政府行为,建立政府行为重塑的保障机制,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政府效能的本质要求。     

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浪潮的冲击下 ,世纪之交的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出现了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新公共管理”既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形态 ,又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新实践模式。本文评述了这种“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成就与问题 ,以及借鉴与启示。作者认为 ,“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学科的知识创新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影响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对政府绩效管理也产生了全面的、根本的影响。本文立足于分析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发展,详细探讨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政府绩效管理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启示。     

风险社会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当代我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各种人为和自然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独具普遍性、突发性、人化性及高危性特质的风险时刻在拷问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为此,政府应通过健全公共危机预防预警机制;完善信息管理机制;健全危机管理体系;完善危机管理主体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找回政府:“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区域治理探索

珠三角区域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区域政策最完备的区域之一,但是其"多中心、不均衡"的发展模式要求区域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模型,在加强宏观指导、统一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下,提倡政府间跨部门的统一协助和合作治理,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把"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应用到区域治理中将改变传统官僚制层级政府各自为政、各司其职的管理方式,解决区域治理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相互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的问题,同样也能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片面追求市场化、淡化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潜在弊端。在区域治理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能为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参考坐标。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政府改革借鉴作用的思考

在国家层面,国家权力的垄断性是政府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政府改革的真正原因,是全面、准确理解与评价"新公共管理"的关键。"新公共管理"虽然对我国政府改革有诸多启示,但中西政府改革在其所针对的问题、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基础等许多方面都存在根本的区别。因此,"新公共管理"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借鉴作用十分有限。     

“新公共管理”范式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之启示

作为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一种新理论和实践模式,“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公共部门广泛移植和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应用更加灵活、有效的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效益。尽管遭到不少批评和置疑,“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阶段,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