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朝鲜议和与李廷龟的外交活动

1627年,后金与朝鲜之间爆发"丁卯之役",战争的结果是朝鲜被打败,双方议和。作为中朝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时任兵曹判书的朝鲜重臣李廷龟,参与对后金的议和活动,见证了双方的订盟事宜。之后,后金与朝鲜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展开外交交涉,李廷龟也在其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努力为朝鲜争取最大限度的权益。考察李廷龟在后金与朝鲜议和前后的活动及其作用,有助于更加明晰地了解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后金与朝鲜关系发展史。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的历史价值

李尚迪是i9世纪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具有两国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李尚迪与晚清文人的交流,延续和拓展了两国文人的情感空间,促进和加强了两国在朴学、金石学、书法和绘画等方面的交流,提升和扩大了朝鲜汉诗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并为两国诗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作为晚清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李尚迪是晚清中朝文人交流的历史缩影,同时,在他与晚清文人进行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彰显了“他者”的存在,也确证了“自我”的价值。     

中国文人、文学与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家皆参与了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观念及文化心理的塑造,使之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取向,而使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许筠与明代文人的书籍交流考论

许筠曾结交过众多明代文士，与明朝文人进行交流、交换书籍、探知中国文坛动向。许筠收集中国书籍大体有三个途径：一是作为远接使在接待被派遣到朝鲜的明使的过程中与明朝的文士们相互进行交流时收集；二是作为使节被派遣到中国时收集；三是通过译官和漂流人收集。许筠在与明朝文人交流的过程中，为传播朝鲜的诗文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特别是将自己与其姐姐兰雪轩的诗文集介绍到中国，为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朝鲜文人论王世贞

王世贞在朝鲜的影响很大,多数朝鲜文人赞誉了他的理论和创作,肯定了他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将他作为学习和比较的对象。也有人指责他的复古和模拟,甚至认为其对朝鲜文坛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评论体现了朝鲜文人较高的鉴赏力和客观的批评态度,是对中国王世贞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与文学

明代的青楼文化有着独特的乐籍制度、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青楼是行院与女妓的统一体,代表着明代庞大而混杂的乐户体系与悠久历史的女妓传统。乐籍体系的建立为明代青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保证;而女妓与文人的交往传统则为青楼文化注入了生机与灵魂。青楼文学反映了在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情态及文学传统。由于明代文人的生活境遇与价值观之不同,使青楼文学呈现出繁荣而复杂的文学风貌。     

宋金文学交流初探

宋金对峙,双方文学各自发展并形成鲜明的特色。历代对宋金文学的研究都将重心置于梳理各自的发展脉络上,或是偏重于对双方作家的具体研究,而对双方彼此间的文学交流多有忽略。事实上,宋金虽畛域不同,而书籍、作品及文学思想的交流是切实存在的,只有了解这种交流的实际内容和影响,才能更为客观地评价双方文学发展的路线选择以及成就和贡献。本文将提供宋金文学交流的诸多线索和材料,初步证明文学交流的存在事实,为宋金对立时期的文学研究,尤其是金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必要的参考。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及其文学影响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目的主要是为结识某一个人,而进行针对性比较强的干谒、行卷,以及为扩大人际关系、结识名人、提高名声而参与的各种唱和、宴会活动等.这些交游活动在中晚唐尤其盛行,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丰富诗歌内容、改变创作风格、推动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形成等三个方面.     

两岸文学交流的回顾与省思

两岸文学交流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一个中国”是两岸文学交流的前提，必须抛弃“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分离主义思考模式，才能走出两岸文学交流的困境，摆脱交流与认识不衔接的现状。     

明朝中后期狎妓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朝中后期娼妓业特别兴盛,文人学士狎妓成风。娼妓以其聪明才智促进了明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并带动了戏剧、音乐、舞蹈、民歌艺术的大发展,开拓了明代文学的新天地。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一个江南底层文人的文学生活——《管庭芬日记》与清代中后期文人形态

清代管庭芬日记记载了其几十年的文学阅读、写作和交往状况,展示了一个江南底层文人文学生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失败的科举生涯,让管庭芬的求功名的心态转向求归隐,深刻地塑造了管庭芬的文学生活,让其回归到生活的本真,文学表现出志趣下移和超越日常的趋向,走向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融合。管庭芬文学生活并非仅为个体性的活动,也是江南文人文学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清代中后期文人的一种生活形态。     

唐代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

贬谪是封建统治者对罹罪官员的惩罚,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其创作手法丰富多样。     

现代文学社团与传统文人会社比较论

文人聚会结社自东汉以后逐渐蔚为风气,其中招募式的“吟社”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文社或者文人社团相距甚远。文人会社理论也在中国古代有了相当的发展。古代文人会社组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模式不外乎有闲(情逸致)、有权、有钱、有资质(资格或资历)。这也正是现代管理学概括的三个权威的投射:行政权威、经济权威和知识权威。现代中国确有一些类型的文学社团是与行政权威的运作紧密相连的,但经济权威作用于文学社团的情形并不十分明显,在现代中国文学社团的运作中,知识权威乃是最根本的支撑。     

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 ,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 ,因为远离文学创作 ,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论史传文学对朝鲜古代文人小说的影响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两国就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文学方面亦是如此。在两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中国汉文学对朝鲜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史传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朝鲜古代文人或模仿其体例,或化用其典故,或吸纳其题材,或因袭其文学审美,衍生出了一部部优秀的文人小说。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