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证明的构成环节及运行法则

诉讼证明是一个行为体系,它的构成需要有一系列必不可少的要素,包括证明主体、证明对象、证明手段、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这些要素构成了证明制度所调整的对象。证明的要素是静态的概念,证明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它所恪守的基本原则和所运用的方法上。对证明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之揭示,深化了证明制度的内容,描述了证明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间接反证——事实认定中的效用论

罗森贝克为了补充法规要件分类说提出了间接反证的概念。该理论不论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个论证推理的体系，都存在几点理论上的误识。为了厘清理论上的误识并指导实践，从该概念的性质和症结出发，同时借用一个崭新的概念——反对间接事实去替换原有的概念，并将原有的概念作为一种论证方式和理论体系保留下来。     

量刑程序与证据

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定罪量刑分而治之的量刑模式,而我国在量刑程序上实行的是定罪量刑合一的模式,为了实现合理而准确的量刑,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有益做法。但是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必然带来诸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证据的适用问题。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后,在证据适用中要以所有影响量刑的量刑情节为证明对象,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自由证明的证明方法进行证明。     

当事人和辩护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主体

传统观点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主体是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当事人和辩护人不是证明主体，或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明主体。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从刑事诉讼的特点、目的、诉讼程序的推进、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等方面论述了当事人和辩护人作为刑事诉讼证明主体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研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运行的程序环境存在程序空间封闭、程序结构压制、程序结果草率等问题,动议主体的无效性、裁判主体的偏向性、证明责任主体的不当性是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在证据范围、证明要求、衡量尺度、证明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主张为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的改革提供了诉讼法理依据;以此为基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需要从程序、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几方面进行改革,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需要建立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的审查机制,辩护方的证明责任需要进一步降低,证明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证明方法需要进一步体现法治理念.     

刑事证明方法研究——以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为分析理路

［摘要］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是刑事证明的两种基本方法，其划分主要基于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不同而对证明作出的不同要求，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证据资格、证据调查程序与心证程度三个方面。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方法的运用，对于刑事诉讼具有促进诉讼效率、人权保障和真相发现的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进行严格证明是大陆法系与英美国家的普通做法，对于量刑情状事实的证明，本文认为在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部分案件中可以进行自由证明，对绝大部分程序法事实，应该采取自由证明，但是对于自白任意性应该采取严格证明。     

刍议调解中的证明问题

调解是一种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必须在调解中坚持最基本的证明观念:调解中同样存在证明的问题,当事人需要对基本事实进行证明,调解员也承担着对基本事实进行了解、查明的责任。调解中的证明与诉讼中的证明相比存在自身的独特性:调解中的证明是一种自由证明,而非严格证明;调解中存在主观证明责任,但是客观证明责任在调解中不一定发生作用;调解中证明标准具有更大灵活性,但要避免在调解中过分降低证明标准。     

公诉证明标准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公诉证明标准定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诉讼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要求过高,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对于如何重新确定我国公诉证明标准没有达成共识。根据提起公诉证明的自向证明和他向证明的双向性特点,公诉证明标准从两个方面来体现:自向证明检察人员首先应达到内心确信,他向证明则应该是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有很大的可能性。     

交互式零知识证明的哲学意义

交互式零知识证明是数学实践发展中的产物,对传统的数学证明理论具有挑战性。在数学哲学上它具有数学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在科学哲学上对科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它丰富了知识论中认识来源的理论,凸现了证明的说服与提振信念的功能,区分了证明与理解;它对复杂性理论与思维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刍议调解中的证明问题

调解是一种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必须在调解中坚持最基本的证明观念:调解中同样存在证明的问题,当事人需要对基本事实进行证明,调解员也承担着对基本事实进行了解、查明的责任。调解中的证明与诉讼中的证明相比存在自身的独特性:调解中的证明是一种自由证明,而非严格证明;调解中存在主观证明责任,但是客观证明责任在调解中不一定发生作用;调解中证明标准具有更大灵活性,但要避免在调解中过分降低证明标准。     

证据法学中的表见证明理论初探

表见证明是证明评价中对经验规则的适用。它反映了推定的作用,但与事实推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表见证明不是证明标准,而属于证明评价的一部分;表见证明不同于完全证明和释明。表见证明的成立必须以反证不力为标准,法官可以依表见证明所确认的案件事实来做出判决。     

高等数学证明方法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高等数学证明问题的重要性,研究和归纳出了高等数学证明问题的八种证明方法。通过分析和归纳类比,为人们在寻求证明的基本思路和探索规律方面,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引导作用。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关系新探

证明要求是证明标准的逻辑前提,证明标准是法官在诉讼证明过程中衡量证明活动是否已达到证明要求的尺度。证明标准应当是法定的。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紧密相连,作用上互动,功能上趋同。证明标准的构建应当坚持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坚持主客观的统一,坚持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民事证明标准之边际分析

由于证明标准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在我国诉讼法学界,有关证明标准问题的讨论未有间断。该文试图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边际成本—收益模型对民事证明标准最优化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民事证明对象设置不同盖然性程度的证明标准体系。     

从“证明责任分配”到“证明责任减轻”——论证明责任理论的现代发展趋势

德、日等国在现代民事司法实践中为解决传统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调整实际证明手段不足这一缺陷,相继发展出"证明责任减轻"理论这一弥补方案。"证明责任减轻"的本质是通过证明行为规则与事实认定规则的功能来尽可能压缩真伪不明的空间,从而减少证明责任裁判的运用。证明责任减轻的方法,包括众多在诉讼证明实践中不通过证明责任方法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的制度技术。证明责任减轻制度的程序内在性与证明责任分配的程序外在性相结合能使司法裁判更好地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据与证明问题是该程序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该程序的证明问题涉及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逃匿且通缉后一年未能到案的事实、拟被没收的财物属于违法所得以及拟没收的财物不属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主体进行讨论,不同主体证明的要求不同;同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阶段讨论,不同诉讼阶段也应当坚持不同的证明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确立二元制的证明责任体系,证明责任的承担应当以证明对象为基础,同时以证明标准划分不同主体的证明责任.     

关于自然演绎逻辑的反思

自然演绎的本质在于证明中可以随时引入假设。在总结出各个自然演绎系统的几个区别性特征之后，本文提供了一个自然演绎的教学案例，案例通过采取一个有更多“有假设推演规则”的自然演绎系统，并用证明序列的左侧序号来编撰和追踪证明者的证明思路和证明策略，从而更有利于学生熟悉和掌握各种逻辑证明方法和证明策略，有助于激发学生自主思考，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元定理的证明能力。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