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甘南草山纠纷与地方政府之因应——以“北山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地处偏僻高寒之地的甘南藏族老百姓而言,草山是其唯一的生存资源,而甘南各部落之间又因草山向无明确界线以及草山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统一,使得各部落之间对草山的争夺几乎贯穿于甘南社会的各个时代,亦影响到牧民生活的各个角落。1940—1944年发生的“北山事件”不过是甘南各部落之间草山纠纷的一个历史缩影。与以往历届政府的羁縻政策略有不同,此次草山纠纷中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县政府则扮演着主导角色。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30年代夏河县治及卓尼设治局的设立,国家权力开始进入甘南的中心地带;二是20世纪40年代初保甲制度之推行,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展至甘南的各个部落,将代表国家权力符号的乡镇保甲机构设立于甘南的大小村庄,甘南藏族群众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威严,甘南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开始受到政府干预和法律约束。     

从庙产兴学风波看民国时期的政教关系——以1927至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十年,庙产兴学之声此起彼伏,佛教界的反抗可谓不屈不挠,本文主要探讨了1927—1937年的三次庙产兴学风波。在简要说明庙产兴学由来的基础上,对庙产兴学过程中的政教冲突与调适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并对庙产兴学及民国政教关系的特点作了总体的评价。     

试析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对庙产问题的政策——以奉天省为例

清末庙产兴学的上谕,使千百年寺庙财产所有权开始动摇,为民国以来庙产问题的处理埋下隐患。辛亥革命后倡导的自由平等、私人财产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庙产问题不断升级。初期的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庙产问题的法令,但前后抵牾较多,虽将庙产问题的解决纳入了法制轨道,针对庙产的所有权问题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事件并没有解决。基层的一些劣绅从中渔利,以奉天省为例,有关庙产问题争讼不断,庙产问题的解决始终处于悬置状态。     

纠纷与法律需求——以北京的调查为例

本文是对中国的纠纷情况进行的经验研究。由于中国社会仍然呈现出法律多元主义的情况,所以作者研究了人们对各种纠纷解决机构的需求、使用,以及满意程度情况。研究发现,虽然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法制化,但法律的实用性仍然非常有限。同时,传统的主要纠纷处理机构,比如工作单位和居民区水平上的调解委员会仍然以一种重要的、高度模糊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判决依据的多样性——以浙江龙泉祭田纠纷司法档案为例

祭田纠纷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事法律纠纷.以民国龙泉法院司法档案中的数十份祭田案件判决书为样本,从实证和法理两个层面分析其判决依据,认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援引的判决依据具有多样性.结论是外来法和传统民事习惯的磨合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脱节过程.     

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的清真女寺考察及发展思考——以云南清真女寺为例

云南穆斯林在中国民族、文化复杂丰富的社会环境中一直追寻＂做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包括穆斯林女性。随着穆斯林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许多创新在中国发生,比如清真女寺的创建及发展。通过对云南清真女寺调研、参与观察以及对男女阿訇的访谈,分析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伊斯兰教宗教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引导穆斯林女性宗教文化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对策和建议。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实施效果有限的原因探析——以民众教育馆为例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实施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一般民众和基层政府甚至民众教育馆内工作人员对创办民众教育馆的认识出现偏差、地方势力插手民众教育馆人员任用、民众教育馆职员待遇较低等诸多问题,因而就其实施社会教育的总体效果而言,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社会教育人士的主观愿望和社会期待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贸易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其对策--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为视角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往往青睐制度外非正式设置的纠纷解决机制。长远看这一选择偏好极具社会危害性,它不利于正式机制自身的完善发展,有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加速及升级版打造,无助于中国和东盟各国法治建设水准的进步提升,损害了中国-东盟商贸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扭转这一选择倾向,必须在贸易区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做出应对,构建理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机制。     

民国时期贫民救助事业的发展与变革——以贫民小本借贷为例

贫民小本借贷,是由国家为贫民提供小额、低息贷款,帮助贫民依靠自身力量来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这种贫民救济的方式,符合近代以来社会救济领域变消极救济为积极救济的发展潮流。但是,贫民小本借贷在推行过程中,却遇到了种种问题,取得的救济效果也差强人意。为此,民国政府在将贫民小本借贷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贫民小本借贷的制度变革,最终在扶助农工商、救助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

民国时期的"城市病"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贫民生活上的贫困是其直接诱因,"民族—国家权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会结构失衡与城市管理滞后是引发"城市病"的内在因子。此外,近代城乡结构二元化对"城市病"的发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对"城市病"及历史成因的深层认知,民国时期的天津市政当局在应对"城市病"的过程中大多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着眼于谋求根本之解决。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其所凝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则可以警示未来。     

民国时期湖北省政府对辛亥文物的保护及其启示——以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中心

本文依据湖北省档案资料,对民国时期湖北省政府对于辛亥革命文物、旧址的建设与保护及日常管理进行了初步讨论。民国时期省政府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其经验与教训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举措及评价——以1932年霍乱为例

1932年霍乱对广州造成极大影响,疫情中患者众多,谣言肆虐,社会为之不安。为应对霍乱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广州市政府先后采取以防为主、防治并举、以治为主的策略,宣传普及卫生知识,注重疾病预防,设立隔离医院,积极发挥中西医界作用。成功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得益于广州市政府较为健全的卫生管理体制、比较丰富的医疗资源和中西医界的共同努力。尽管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体而言,广州市政府应对霍乱举措较为得当,经验值得借鉴。     

信息化平台建构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四川雅安“社会矛盾纠纷动态管理评估机制”为例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人民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作为一种便捷高效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和稳控新机制,四川雅安"社会矛盾纠纷动态管理评估机制"是借助信息化平台的建构对现有人民调解制度的工作机制进行优化和完善的有益实践,其本身就属于社会管理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和衔接联动新机制、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理念价值和实践意义。     

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以民间纠纷的调解为例

宋代乡村社会中纠纷的调解可展现出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其中既有宗族势力、士绅、豪强、民间组织首领及宗教人士构成的非制度性权威,也有乡村行政头目等制度性的权威,在实际乡村生活中,各种权威交织在一起,共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利益协调视角下医患纠纷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以南平医患纠纷事件处理实践为例

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均衡的基础上的,要实现医患纠纷型群体性事件的成功消解就必须有一套合法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来协调医患双方的利益。通过对南平医患纠纷事件的相关调研分析,从利益导向、利益诉求、利益分配与补偿、利益调节、利益约束等五方面构建医患纠纷型群体性事件消解的利益协调机制。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与规范协调——以一起民间纠纷为例的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冲突只是社会冲突的表面现象,而行为各方所依据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由不同社会规范所保障的利益冲突才是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因为规范多元和利益多元,人们用以解决纠纷的相关途径和方法,均不过是在寻求不同规范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故而人们在社会纠纷解决中最终所能实现的也只是纠纷双方大致能够接受的结果.     

论后发展效应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以"第三条道路"为例

民国时期产生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实践,这与后发展效应的影响密切相关。知识分子作为中国 现代化的启动力量,"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必然受到后发展效应的影响。探讨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 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现代化。     

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的戏剧管理——以《广州市市政公报》中的戏剧史料为对象

民国时期是广州市政建设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城市文化之一的戏剧活动也被纳入到市政管理和市政建设之中。对城市戏剧活动,广州市政府在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体制上,成立了戏剧审查委员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管理机制;在职能上,明确了政府在戏剧管理上新的角色定位,由对戏剧活动的单纯限制、禁毁转变为对戏剧的引导、规范和服务;在手段上,由单一的行政管理转变为行政、法律和经济等的综合管理。上述举措,既大大推动了当时广州戏剧的城市化进程,也对当下城市戏剧管理及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对西沙群岛开发的考量及管理——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考察中心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广东省政府对西沙群岛的开发和管理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在调查和讨论基础上,开发制度逐渐完善。在此过程中,广东省政府坚决反对外部力量渗入西沙群岛的开发活动之中,并将其视为检验商办开发行为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后来因海疆形势紧张,广东省政府将西沙群岛开发活动改为官办,后来又因地方政局的混乱戛然而止,但捍卫主权的立场始终未变。这既反映出岛务实践在摸索中不断前行,也折射出开发活动寓于边疆治理之中,并为此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社区家事纠纷解决的机制与路径探索——以湛江市霞山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多元文化的引入,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受到空前冲击,婚姻家庭纠纷数量急剧攀升,这使得基层法院、基层人民调解等机构在纠纷处理方面不堪重负,各自为战、效率低下的情况日益凸显。本文以湛江市霞山区为例,对社区家事纠纷解决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明确社区家事审判和家事调解的成效,阐述社区家事纠纷解决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有意识地整合资源,采取多方措施,优化和改善现有社区家事纠纷解决的机制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