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难点与对策

四川黄河流域主要位于甘孜和阿坝的民族地区,处于高寒地带。特殊的地理区位、人口状况、发展阶段,导致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缺乏多元性、治理决心缺乏坚定性、治理举措缺乏力度,治理机制缺乏支撑。这些难点对民族地区构建生态屏障带来了挑战,需要黄河流域民族地区输入“生态至上”发展理念,输出强烈生态意识;推进“生态转型”生产行为,构建生态型产业体系;动员“生态参与”人民力量,建设生态治理共同体;构建多层次生态补偿机制等。建设一个从理念到行动、从政府到民众力量动员的围合体系。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的网络舆论生态治理

治理模式下网络舆论生态中网民个体的行为失范、网络群体的极化倾向、网络舆论的民意稀释等方面的问题和危害,需要从转变观念、协同应对、疏堵结合、德法并举、他山之石等五个方面来探索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之道,最终实现我国网络舆论生态的健康、绿色发展。     

中国古代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古人经由长期常识理性的积累、提炼,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顺天应时”的流域生态治理法律理念,并构建出了符合流域生态治理时空规律的法律制度。古今流域治理问题的表现形式虽不尽相同,但受历史传统、法律文化、流域自然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流域生态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古今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具有相通性。古代流域“一体化”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对完善现代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和提高其法律实效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及现代性重构

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属性是生态治理合法化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关系到生态治理行为方式和评价依据，因而成为生态治理研究的热点之一。自然界的先在性是生态治理主体存在的前提，它从根本上奠定了生态治理实施的场域，然而生态治理主体内部却存在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张力。实际上，生态治理主体的合理性建基于群己关系，并根据这种普遍关系的伦理性赋予生态治理行为的合法性。为此，需要从有机思维角度重构生态治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即立足于人类社会聚焦于生态消费观念及其行为。     

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存在着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主体“单边化”、治理制度“单一化”以及治理没有考虑环境友好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取向,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框架,为基于生态文明流域治理模式与路径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问题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已然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和责任。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全球化和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必须创新。首先,改变政府治理理念,加强生态教育宣传;其次,调整政府职能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最后,完善政府治理的生态绩效考核机制,加强生态监管能力。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问题研究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已然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现代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它是政府绩效考核的主要标准。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全球化和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必须创新,首先,改变政府治理理念,加强生态教育宣传;其次,调整政府职能体系,形成生态治理整合效应;最后,完善生态治理绩效考核机制,加强生态监管能力。     

“都市圈”区域生态的府际合作治理

我国改革开放较为明晰地表现为两大运作路径: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工业化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亦为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现载体。然而,现行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囿于技术理性泥潭,无法自拔,虽带来巨大的建设成果,却也陷入了生态环境普遍性恶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对城市生态问题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杨华锋博士、刘祖云教授以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生态价值为分析视角,探寻了遏制消费型生态危机、塑造和谐城市的不竭源动力。余敏江副教授从利益视角出发,探讨了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及其消极影响。施从美副教授则从政府购买生态公共服务视角,探讨了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失灵及化解之策。沈承诚讲师从理念、利益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都市圈"区域生态治理失灵的根源,并探讨了应对之策。上述论文成果虽存在视角和知识结构的局限,部分观点亦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作者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希望更多学者积极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论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责任

生态环境的公共性要求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在环境管理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由于生态治理具有系统性和规模性,政府作为最大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必须承担生态治理的主要责任。目前,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领域的理念和制度实践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应当从执行、监管和问责制度优化等多视角严格落实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责任,从而更高质量推动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现代化。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系统治理:新发展阶段下生态治理的新路径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原有的生态治理思维、方法、制度已不适应当前生态治理的需要,治理的深层次矛盾凸显。因此,必须改变原有的治理模式,从思维、方法、制度出发构建生态系统治理的四梁八柱。在治理思维上,以整体思维、协同思维及底线思维为依托树立系统思维;在治理方法上,以统筹全局、对立统一及发展眼光为抓手学会系统方法;在治理制度上,以生态边界划定制度、经济生态转化制度及长效监管制度为着力点创建系统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迈入新台阶。      

论《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治理思想的三重维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治理思想。恩格斯从“生产—社会—思想”三个方面把握生态问题,发起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恩格斯生态治理思想蕴含着生产工具、社会制度、生态伦理思想三个维度。恩格斯的生态治理思想在当代中国得到了践行。这是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时代结晶,既为世界的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中国道路。重温《自然辩证法》有助于深化对当下中国生态治理成就的理解与工作的开展。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价值、困境与对策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对于政府与企业、社区、生态型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公众形成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要认真正视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主要困境,采取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有效举措,遵循生态善治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所组成的生态治理联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信息公开制度、生态治理协商民主制度、生态治理集体行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促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型政府:境遇、阐释及其建构

生态型政府学术概念的产生具有三重历史境遇，即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的学理基础、西方“绿色政府”的实践运动与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理论阐释。建构中国的生态型政府可以有三个理路，即引入生态型思维、重塑生态责任意识与建立生态治理理念。     

水源区生态输水治理补偿标准研究——以东北沟流域为例

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以东北沟流域为例,探讨了生态输水治理的补偿标准。从直接投入费用和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生态输水治理的总成本,以生态价值的增加作为生态输水治理的收入。引入用水效益系数作为生态收益分区的标准,确定出对东北沟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生态输水治理后总的生态收入为每年16 317 670.98元,受水区每年享受了77.4%的生态收入,水源区每年享受了22.6%的生态收入。水源区承担生态输水治理的全部成本,生态输水工程实施后,受水区给水源区补偿标准应为每年2 258 637.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