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论胡适的形式主义文学观

胡适的文学史观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但他并未将形式主义文学观贯彻到底.胡适的＂八不主义＂主张包含了对思想与情感的关注,在表达新文学的基本特征时,他提出了＂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新文学建设目标,但也注意到新文学应是＂活的文学＂和＂有生命的文学＂.胡适文学史观的形式主义倾向及这一取向未能贯彻到底,与他接受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及文学审美本身乃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

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视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并对现行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同样,"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可以弥补"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性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以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形式上,也在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新文学的"严肃性"与当下文学的"后严肃性"

本文通过重新阐释朱自清提出的"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当下文学的诸种形态对这一概念的超越,进而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对其与当下的"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差异作了考察,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基本历史框架和传统,进入了一个"后严肃性"文学的时代。     

新旧文学的交融与互补--沈祖棻艺术世界的一种观照

现代杰出女词人沈祖棻将新文学的"新的血液",注入束缚极严的传统词体之中.通过洗氏的艺术创作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寻绎出新旧文学交融与互补的痕迹.     

新文学传统的面具:从革命论到后现代性

对新文学传统的阐释具有多样化色彩,不同路径与视域下的解读各具学理特色。融进化论与革命论为一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以比较文学思维为基础的启蒙式阐释,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性观念,是其中最为明显的3种阐发,新文学传统犹如戴着这些变幻的面具而存在。从"革命论"到"后现代性",新文学传统显身在不同的阐释者中间,这一切,都可归结为对新文学传统的种种"误读"。最为根本的是,只有回到现代作家特殊时空下的具体生存感受,与新文学对应的文学传统,才会尽可能地贴近新文学的本来面目,回到新文学传统的基座之上。     

关于高校外国文学课改革的思考

近年,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外国文学篇目呈增加趋势,师范类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应尽力适应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需要.但目前师范类高校外国文学课与中小学语文教学难以接轨,主要表现是:忽视现当代文学教学,作品分析方法单一,对学生学习的主体性重视不够,诗歌教学欠缺或者空白,过分重视经典而忽视"非经典"的学习等.要改变这一状况,就需强化师范类高校外国文学课与中小学语文教学接轨的意识,加大现当代文学教学力度,让学生学会多角度地分析作品,重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强化诗歌的教学,打破经典和非经典的界限,专门开设针对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外国文学内容方面的选修课等.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试论作为文学命名的"新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名称已经受到质疑:陈思和主张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严家炎主张更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文认为,应该将其名称还原为"中国新文学".用"中国新文学"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合理性":(1)"新文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能够为学界所接受;(2)"新文学"一词能够概括1917年以来中国文学的质的规定;(3)"新文学"一词对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文学具有永久的概括力;(4)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多元的研究向度;(5)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相对的"周言性".     

从非人到人试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由"非人"的价值取向转向人的价值取向.从"五四"新文学"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中心理论"全面考察和剖析,从文言话语模式向白话话语模式转向,实际上在文学本体的表层呈现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从"载道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向实质上是在文学本体的深层透射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视野中的文学史分期

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海外的治文学史者各有其本土,本土以外的汉语文学就构成了其境外,不管置身何处"本土",都需要避免"本土中心"或"本土边缘"心态,以本土和境外文学的互为参照,建立一种跨越本土的、流动性的文学史观,身处本土,却能关注境外;在学术"旅行"中既能反观"原乡"所在,又能对"他乡"在地文化有深切关怀.从不同的本土出发,聚合起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才能充分接纳汉语新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丰富性.在这样一种本土和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中,我们就有可能借助于汉语新文学的一些认识对文学史分期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冲突中的文学转换,政治意识形态下文学"主体性"的追求,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文学的多向发展,这三种形态构成了"五四"前后产生的新文学始终前进的状态,它们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人社会都面临过的最重要的文学课题,其实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时期.     

论留日“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催生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后,曾涌动一股声势颇壮的留日"浙江潮",其间走出一大批对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建树的作家。这些作家从日本汲取异域新风,在新文学"前夜"已向"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在新文学诞生阶段期其主导文学新潮的实质性意义更充分凸显,从中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催生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传统"与"现代化"相互抵牾、碰撞,成为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母题."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反传统"的历史印记,但"重估"是现代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化"再次遭遇"传统"的挑战,文化和传统问题随着‘寻根文学'的勃兴而进入作家、批评家视野.90年代,"现代化"遭到质疑,文学发生了转型.面对挑战,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当代文学家们仍充满信心,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创造独具特色的文学图景.     

"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所继承和发扬的乃是同一脉新文学传统,它们在学术上乃至学科上被人为分割开来的现实局面,应该通过"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加以整合,以达成文学整体的统一.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作为"言语社团"用作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既能显示出新文学传统的本质力量,又能克服由于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对汉语新文学加以人为分割的现实难题.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意义,它涉及到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以语言为本体的概念体系的建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和学科空间的拓展,其作为学科名称也体现着某种学术趋势和实践价值.     

游动的文学热情--五四新文学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流程与模式

自近代至"五四",欧美文学曾经成为中国文学介绍和借鉴的主要对象.但随着社会意识的不断高涨,新文学由破坏走向建设,对外国文学的热情也由欧美转向俄苏,并最终确立了其建设方向和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模式.     

杜诗与新文学的建构

在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杜甫的诗学遗产并没有被遗忘,而是以一个隐形的"在场者"与显形的"参与者",从历史资源、新文学的愿景、创作方法、诗体重建等层面参与了新文学的建构,杜甫始终是"我们的诗人"。     

重识郑振铎早期文学观中的情感论——对文齐斯德《文学批评原理》的译介与误读

郑振铎的文学观通常被概括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本文聚焦于郑振铎1920年代初对文齐斯德<文学批评原理>一书的译介和阐发,分析其早期文学思想中的表现论色彩:以"诉诸情感之力"定义新文学之现代内涵与革命潜能;在对文齐斯德"道德情感"概念的洞见与误读中,强调情感的普遍性,形成"为人生的同情说";在具体的创作实践经验中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以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落实情感动力学.只有重识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中强调以情感为中介实现文学社会功利性价值的观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在参与促进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生成中的独特思考与启示价值.     

五四歌谣方言研究与"国语文学"的民族性诉求--以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的活动为例

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会刊<歌谣>周刊,在歌谣和方言的收集、整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五四先驱认识到歌谣、方言的民族"化石"价值,重视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探研、借鉴;他们利用文化向心运动规律,以国语摄入方言、同化方言,实现国语与方言的融会贯通;他们主张吸纳歌谣民间形式,极力推崇方言文学创作,以便为国语文学输入新质,为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加范本.这些活动既反映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又体现出新文化先驱建设新文学时对民族性的认同与诉求.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论中国新文学中讽刺小说的三种类型——以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为例

讽刺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是个重要的文学类型,在这个文学"门类"中,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在各自的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讽刺特点:鲁迅以"冷嘲"著称,张天翼以"热讽"见长,黄春明则以"逗谑"自成一格。从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讽刺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鲁迅体现的是一个"特例",张天翼代表的是一种"大众化"倾向,而黄春明则成为"个性化"追求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