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词尾“儿”、“子”、“头”

0.1 近代汉语较之于古代汉语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词尾的大量使用。要考察近代汉语中词尾运用的情况,白话小说是极好的原始材料之一。《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其语言运用在近代白话小说中是极有特色的,并对《红楼梦》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本文拟考察《金瓶梅》中词尾“儿”、“子”、“头”的分布与作     

“金瓶梅遗址公园”是荣光还是耻辱?

据《法制日报》报道:曾打算在去年“五一”黄金周开门营业而被叫停的黄山市西溪南村金瓶梅遗址公园,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高调开门迎客。耗资两千多万元重现《金瓶梅》场景作旅游卖点,金瓶梅遗址公园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争戴《金瓶梅》故乡的帽子“热”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向恶俗文化屈服,还是现代人宽容?     

从明清山东方言看"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个词语,表示说话者认为别人的言语或某种行为、事理极其荒谬,断无此理。这一词语在明清时期具有山东方言背景的白话文献《金瓶梅词话》、《醉醒石》、《聊斋俚曲》和《醒世姻缘传》中均有出现,其形式并不太统一,又写做“岂有此礼”、“岂有是理”,还有用“那有此理”的。而且“岂有此理”在这些文献中具有鲜明、丰富的语用、语义特征,有的表示强烈的否定,有的表示一般的不认同,有的则表示一种客气、礼貌的推辞。     

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的中“情理”范畴及其在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

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的中“情理”范畴及其在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崔晓西在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中，“情理”这概念在总评、回评和夹评中多次出现，它实际上被当作一个理论范畴使用。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张竹坡的小说理论，有必要对他使用的这一范畴作一番辨析。竹...     

《金瓶梅》中的“俏皮话”初探

我国第一部长篇世情白话小说《金瓶梅》,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艺术地位。其方言、谚语、成语、“俏皮话”的运用,亦为其他小说所不及。本文仅就《金瓶梅》的“俏皮话”——歇后语巧发奇中的语言特色,作一初步探讨。笔者粗略统计,《金瓶梅》中的“俏皮话(或曰歇后语)的运用竟达117条之多!不仅如此,而且各种歇后语的类型皆备,许多修辞技巧也都融会在俏皮话这股语流之中。一、语义双关型的歇后语如:吃了橄榄灰儿——回过味儿来了。第十九回:“竹山道:我几时借他银子来?就是问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讲,如何这等撒     

“谢榛就是‘兰陵笑笑生’”说纠谬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简直成了难以索解的谜,明代万历年间以来,说者纷纭,已物色了四十六人,近年,王莹、王连洲又推出了谢榛,他们在《<金瓶梅>作者之谜》(以下简称“王文”)中断言“谢榛就是‘兰陵笑笑生’,他正是《金瓶梅》的作者”,“这是无可置疑的铁一般的事实”。(载宁夏人民出版社《<金梅梅>考论第一辑》)对此,杜维沫也肯定“是通过掌握新资料,实地考察或是在认真分析前人研究     

《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

鲁迅虽称《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书”,但他也指出此书“著此一家, 骂尽诸色”的特点。若就“人情——世情”小说内部深入研究,则从题材及其叙事结构而言 ,《金瓶梅》还可以而且应当称之为“家庭小说”。它影响后世衍出《林兰香》、《醒世姻 缘传》、《红楼梦》、《歧路灯》诸书,构成家庭小说的系列,其规律往往是后来者从前作 反面取材或立意而成新创。这是《周易》之所谓“通变”的体现,在小说史上是普遍的现象 。在承认《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代表作的前提下,明清小说分类中应把 《金瓶梅》——《红楼梦》一脉如实称为“家庭小说”。     

“四大奇书”的两种“读法”

大陆学者王齐洲先生和海外学者浦安迪先生的专著在以文化阐释“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方面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它们为当代读者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两种带有指导性质的“读法”。     

试谈《金瓶梅》中的动词后缀“子”

一明沈德符认为《金瓶梅》第53至57回系“陋儒补以入刻”,其理由之一是“时作吴语”(见《万历野获编》卷25“金瓶梅”条)。朱德熙先生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一文中,为此寻求了一些语法方面的根据,其中之一是第57回有两处用“子”作动词后缀: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     

为什么要如此推崇《金瓶梅》?

任访秋先生在本院1962年第2期学报上,发表了《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一文的第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任先生不但对《金瓶梅》推崇备至,说它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刻画”;而且对《金瓶梅》的作者也百般赞扬,大加吹捧,说这位作者有着“非常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是十分荒谬的。下边着重就《金瓶梅》作者是否具有“非常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这一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并从最近一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分析一下任先生文章的不良影响。     

谈“作”与“做”的使用

“作”与“做”这两个字,人们对它并不陌生,但使用时常常拿不定主意。这是由于两字的使用还不规范所致。就连《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也没有规范的解释。比如,《新华字典》在解释“作”与“做”时,都有“制造”之解,并没有区分出它们有什么差别。特别是在解释“作”时还明确注释为“同‘做’。”这就更使人无法理解使用哪个为对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作”与“做”当“写作”解时,注释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引用的范句不同,“作曲”等词用“作”,“做诗”、“做文章”用“做”。然而,曲和诗、文章都是脑力劳动的成果,既然“zuò曲”可写为“作曲”,那么“zuò诗”、     

《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

明万历诸城丘志充是与《金瓶梅》早期流传很有关系的一个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和谢肇浙《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都曾提到他。马泰来先生《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一文大体考索出丘志充的生平事迹,读后受益匪浅。唯马先生据丘志充行年推断出来的《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似有疏误。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金瓶梅》“廿公跋”,无论对于理解“崇祯本”系统《金瓶梅》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还是对于《金瓶梅》作者研究等重大问题,都是关键之一。作者认为,“廿公跋”的矛头是指向“弄珠客”序的,最早见于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廿公跋”写于崇祯末年;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异旧手而出之”——张竹坡《金瓶梅》美学平议

《金瓶梅词话》在万厉丁巳(公元1617年)公开问世流播之后,经过明末清初的社会检验,到了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终于酝酿而成张竹坡评改本《金瓶梅》,这是标志《金瓶梅》美学降生的珍品。张《金》本发展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特色,以实体比照阐发美学思想,以审美理想改造审美对象,使“改”——“评”——“论”一体化,改旧和创     

《金瓶梅》作者冯梦龙续考

刘辉说:“不从《金瓶梅》小说本身的研究出发(我们认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内证),而是光在作者问题上兜圈子,难免要走进死胡同。”我完全同意刘辉的看法,所以在对《金瓶梅》的作者冯梦龙作了必要的外考后,再从《金瓶梅》小说本身作如下的内考。 冯梦龙的生活经历与《金瓶梅》 深厚的生活基础,是文学创作的首要条件。尤其是那些取材于现实生活的长篇巨著,都     

《金瓶梅》中有“是”作构词语素的词

0 本文讨论《金瓶梅》①中“是”字与其他语素构成的词的语法意义及用法,并与现代汉语加以简略比较。0.1 近代汉语中“是”字从何时可作构词语素,本人还没见到系统的考证文章。许绍早先生认为《水浒传》中“与副词、连词合用在一起的某些‘是’字”“还是单词”。但还不敢完全排除“个别的”“用‘是’做后附成分”的“可能性”,“因为没有把所有的词都整理过”②。王力先生认为“是”有一种用法“等于”“末品的后附号”,例子取自《红楼梦》③。“是”字绝不可能突然在《红楼梦》中作构词语素,必定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水浒传》的情况不敢妄言,但我们认为“是”在《金瓶梅》中可以作构词语素。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金瓶梅》“独罪财色”新解

《金瓶梅》“独罪财色”是张竹坡明确提出来的,这一命题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词话本的写定者和崇祯本的修订者认为财色本身存在罪恶,人是财色的牺牲品,对贪财好色的人缺乏应有的谴责与批判。张竹坡将财色的罪恶最终归结到贪财好色的人身上,他注意到贪财与好色之间的联系,将财色作为整体进行谴责,他认为财比色更厉害,《金瓶梅》罪财重于罪色。《金瓶梅》写定者与修订者“独罪财色”的创作动机,在小说中基本得以实现,但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此,《金瓶梅》客观上暴露了人在追逐财色的过程中各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