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并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一     

“郑声淫”辨

自从孔老夫子说了“放郑声”、“郑声淫” 以后,《诗经》中的《郑风》就遭了厄运。几千年中,人们把它目为“淫诗”而对它侧目而视。 《礼记·乐记》便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 到了《毛诗序》,更在“乱世”、“淫”字上做了不少文章。不过,《毛诗序》虽然指斥郑国淫风盛行,但它并没有把《诗经》中的《郑风》指为“淫诗”而加以否定,而是把它们作为“刺淫”作品加以肯定的。     

对《商周研究之批判》的商榷

《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所载《商周研究之批判》一文基本上突破了前人对甲骨学的研究成果,这是学术革命的信号弹,值得纪念.但文中有许多问题尚需继续研究和批判,本文仅择其有感者略陈拙见;以续学术革命之声气.一、卜辞内容并非“只卜问了祭祀”我将《商周研究之批判》一文简称为《批判》.《批判》一文认为“现在出土的甲骨,其内容只卜问了祭祀”,“甲骨前的干支,过去认为是卜问的日期,而我们认为应该是卜问的将举行的祭祀之期”.     

张乐行是不是英雄——与张珊同志商榷

张珊同志在《张乐行的革命精神永在》一文中,给一个世纪前,被清王朝杀死的捻军领袖张乐行的幽灵,披上“英雄”的面纱,穿上革命先烈的华服,歌功颂德,赞扬备至。他称张乐行为“伟大的农民领袖”、“反封建的战士”,为“农民利益而牺牲”的“烈士”。说他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斗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要读者緬怀“先烈”,学习张乐行的所谓“坚持革命、坚持斗争”的精神。     

困兽犹斗:新史料所见战国前期的郑国

过去由于史料的限制,学界对于郑国在战国前期的历史了解得十分有限。结合清华简《系年》等新史料来看,郑国在最后的百年间面对大国的侵略仍作出了殊死抵抗。郑繻公虽被迫参与了三晋封侯的献俘之会,但并未真正依附。楚声王之时,郑与秦楚相盟,有效地阻止了三晋称霸中原的谋略。楚声王死后,郑国又乘机败楚师于桂陵,取回了战略要地榆关。也正因由此,郑国招致了楚国的报复而遭受重创。郑繻公死于国内的子阳之乱,导致国势急转直下。郑康公即位后郑国被韩魏蚕食,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的两点意见

冷素辉同志的《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载《社会科学》1984年第9期,以下简称“冷文”),比较系统地剖析了“继续革命论”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性,读后颇受教益。但是“冷文”认为“继续革命论”是康生、陈伯达之流“制造和宣扬”的“反革命理论”,则是不正确的。因为: 一、“继续革命论”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     

春秋时期郑国的成文法与"悬书"

郑国在产生第一部成文法的同时,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郑国的成文法是为了维护诸侯国的统治,是为诸侯国排忧解难的;而"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是反对诸侯国统治的,所以"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的倡导发起者邓析子遭到郑国统治者的杀害.春秋时期的郑国出现我国第一部成文法、"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是在郑国经济的繁荣、民众思想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

<正> 一九七八年第六期《文史哲》发表的漆侠先生《读<李自成>——论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一文,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看法。我读了之后,很受启发。但也觉得,这种提法仍有讨论的必要。因此,仅就漆侠先生的文章,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一在典型的封建时代能否产生出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虽然漆侠先生在文章中强调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我总觉得,这种提法缺乏理论根据。     

也谈马克思和“不断革命论”——与匡萃坚同志商榷

<正> 《新华文摘》1981年第8期刊登了匡萃坚同志写的《马克思和“不断革命论”》一文。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只是一个“鼓动性的政治口号”,是一个“三言两语”的“内容贫乏的理论”,“它没有被证实”,“是一种失误”;它本身的“缺陷”,使它“没有能划清极左派和马克思派的界线”,它“很快就被马克思抛弃了”。对此,我认为是值得讨论的。作者否定“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其     

《将进酒》的“将”应读“qiāng”

李白的《将进酒》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很多人都喜欢朗诵它。但据笔者所知 ,几乎所有人 (包括广播电台名家朗诵 )都把“将进酒”的“将”字念成“ｊｉ仭ｎｇ”。细细推究 ,这个读音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习焉而不察 ,所以谬种误传。“将进酒”的“将”应读“ｑｉ仭ｎｇ” ,意思是请。读错的原因有二 :一是不了解“将 ｑｉ仭ｎｇ”字在古汉语中的意思 ;二是不懂《将进酒》诗题的意蕴。“将”在上古汉语中就有“请”的意思。兹以《诗经》为证。“将子无怒 ,秋以为期。”(《卫风·氓》)“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 ,无折我树杞。”(《郑风·将仲子》)“载…     

肯定先进性与承认局限性并不冲突——也谈中国无产阶级局限性问题

曹仲彬同志的《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一文(《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自然是十分正确的。但曹文却因此而批评“中国无产阶级有局限性”的说法“站不住脚”,就没有道理了。我认为充分肯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无产阶级的局限性并不冲突。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诗经·邶风·击鼓》本事新证

在辨析前人对《诗经.邶风.击鼓》本事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重点考察了“平”字的用法,认为“平”在此诗为“联合”之义;其次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考察了鲁隐公四年卫国“城漕”的可能性。由此认为,《击鼓》产生的本事是:鲁隐公四年(前719年),卫、宋、陈等诸侯第二次讨伐郑国。     

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新探

王弼的政治哲学集中体现在一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命题中:“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在王弼的哲学术语中,本与母同义,子与末同义。“母,本也;子,末也。”(《老子》52章注)“守母以存子”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崇本以举其末。”(《老子》38章注)那么,何以一方面要“息末”,而同时又要“举末”、“存子”呢?对此,有的学者在“息”字上作文章,认为它的意思是“养息”。但王弼对“息末”的表述很明白,是指坚决去掉有为的政治手段。     

也谈孙中山“社会革命”说──和张海鹏先生商榷

笔者近读张海鹏先生的大作《孙中山“社会革命”说正义》（刊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颇受启发。但笔者认为，张先生此文中还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特撰此文，以求教于张先生。一、关于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张先生文中日：“轻易将孙中山的‘社     

评《论〈文心雕龙〉的纲》

马宏山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上发表《论<文心雕龙>的纲》一文,其中的许多新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因此,我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马宏山同志还在《文史哲》1979年第1期上发表《<文心雕龙·辨骚>质疑》,又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上发表《<文心雕龙>之‘道’辨》,有些观点,与《论<文心雕龙>的纲》一致。本文间或征引此两文语,一同评论。“本乎道”《文心》的第一篇《原道》,是论“本乎道”的专篇。“原道”,即“原于道”。“原”字后省略介词“于”。《经传释词》:“于,犹乎也”。《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说:“原,本也”。所以“原道”犹云“本乎道”。是说作文要以“道”     

论子产及其改革

子产,又称公孙侨(公元前?——前522年),出身贵族,是郑成公少子,春秋中叶,郑国内部发生变乱,国势中衰。加之郑国地处晋楚等大国之间,“国小而偪”,处境非常困难。公元前543年,子产出任郑国相位,执掌国政。他深知“国小而偪,族大宠多的”艰难国情,为了保障国家的生存,巩固政权,他顺应当时历史发展趋势,在当权的二十余年里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思想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改革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本文拟就子产改革的思想和实践进行初步研究探讨,以求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所裨益。     

春秋时期“左”“右”职官尊卑考辨--以《左传》等史料为考察依据

方位词“左”、“右”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赋予上下、尊卑文化色彩。同样,其组合成的各类左、右职官必然具有尊卑、大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虽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官吏制度,但许多诸侯国的职官名称中却大都包含方位词“左”、“右”来表示其职位与权力的高低、贵贱。依据《左传》等有关史料,分析和考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及各个时期尚左、尚右的文化心理及其职官尊卑状况。周王室、郑国、晋国、齐、郑国、鲁等官职以右为上;宋国的官制尊左、尊右因时世不同而有变动。     

《论语》“畏”字正解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邢昺疏:“记者以众情言之,故云畏于匡,其实孔子无所畏也”,将“畏”字理解为“畏惧”,其误显然。杨伯峻《论语译注》解“畏”为“拘”,译为“孔子被匡地的群众所拘禁”,意义理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释“畏”为“拘”,仍未属达诂。其实,“畏”应破读为“围”。“畏”属影母未韵,“围”属喻母微韵,二字音近相通。《韩非子·难言》:“仲尼善说而匡围之”,《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围于匡,颜色不变”,《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匡人简子以甲士围     

莱国姓氏与地望考

<正> (一) 关于莱国的姓氏问题,历代史家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路史·国名纪》谓莱为商后之国;郑氏《通志·氏族略》说莱为“不得姓之国”;马氏《文献通考》云“莱姓未详”;而而顾氏《春秋大事表》则列莱为“姜姓”。近人多宗姜姓说,其主要理由是以《左传》襄公二年“夏,齐姜薨……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偪之”这条材料为依据,认为“莱亦姜姓,故使与诸姜、宗妇送葬。”①然孔颖达疏云:“《世族谱》不知莱国之姓。齐侯召莱子者,不为其姓姜也。以其比邻小国,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从送葬诸姜、宗妇来向鲁耳。莱子以其轻侮,故不肯会。”孔氏所见是正确的。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齐之灭莱,已是蓄谋已久,齐侯召莱子送葬,与其姜姓与否并不相干,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