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女作家笔下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我国一些女作家经受了双重启蒙,获得了个人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双重觉醒.她们比当时的男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女性觉醒的痛苦历程.这突出地反映在女作家创作的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作品中.冯沅君、庐隐和丁玲三位女作家,从女性的形体、心灵和精神三个层面,对女性的自我追寻进行了观熙和审视,丰富了我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发生期的文学形态和人物形象,大大拓展现代文学女性叙事的视野.     

藏族女性作家书写主体的构建

藏族女性作家的书写在新时期以来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她们的汉语书写一方面使文本具有了对话性质的双语互文本；另一方面通过对民族历史和藏族女性的关注,也展示了不亚于藏族男性作家的叙事能力.这种藏族女性的独立意识,建构起了她们作为藏族女性这个边缘群体的书写主体的权威性.     

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

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为叙事提供动力性支持。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杜拉斯实践了身体意象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作家的身体书写不仅暗合“阴性书写”理论,成功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使女性得以走出"他者"的阴影,同时也释放了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是书写社会历史隐喻的重要路径。     

相同的追寻 不同的表述——廖辉英小说《油麻菜籽》与池莉小说《你是一条河》中母女关系叙事比较

母女关系叙事作为女性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不仅展示了女作家在时间之流中对女性自我所进行的历史审视,更体现了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拷问和对女性意识的不断追寻。通过对中国当代两位女作家的中篇小说——台湾文坛新女性主义代表作家廖辉英的小说《油麻菜籽》和大陆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池莉的小说《你是一条河》中母女关系叙事比较,探讨当代女性的自审意识和精神追寻,并试图发现池莉文本对廖辉英文本在女性意识表达上的延续和超越。     

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抗争与纯情——兼论《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

上海沦陷区女性文学呈现出特殊的纯情与日常叙事,作家抛开国家宏大叙事,在硝烟之外慢慢道来爱情的纯真、心灵的执著、情感的坚守。《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从服饰的角度切入,结合文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进行边缘断代研究,深入到了作家与作品的灵魂深处进行揭示,将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研究引向深入和细化。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婆媳关系

现代文学的婆媳关系写作超越了古代文学纯粹从个人道德角度简单化地处理婆媳冲突的书写模式 ,而是从社会文化与个人隐秘心理等层面深入剖析冲突的成因 ,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情怀。随着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动 ,其主题开掘与结构安排都发生变化。作家的社会地位、性别身份制约着作品的叙述中心和表述方式 ,男作家倾向于在婆媳关系中安置国家—民族、社会—时代的宏大叙事话语 ,女作家更愿意考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性别罹难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战争叙事

在现代中国,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是战争文学叙事的主流,但性别视野下,男女作家的叙事并不完全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女性作家的战争文本显示了对主流话语一定的疏离,透露出战争叙事不应有的漠视和遮蔽。对这种差异的把握与反思,将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商品时代婚恋观衍变后的文学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婚恋题材小说解读

婚恋观的嬗变是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观发生裂变的一个观察窗口,变化的形态及原因折射出商品时代下现代人生活状态与文化心理的变迁,涉及道德困境与法律难题.女作家婚恋题材小说以女性视角与女性生命经验为叙事基点,深切感受到商品经济时代不仅消费女性身体,还消费婚姻的社会现象,通过文学叙事想象的方式,传达出现代女性意识对物化婚姻的忧思与批判.女作家对商品时代婚恋观衍变轨迹的描述,不仅使我们观察到当今社会婚恋观呈现出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景观,还通过文学叙事来理解作家基于个人化立场的对物化社会的现代性批判.     

母性存在:从神话到叙事——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的母性重塑

2 0世纪 90年代的女作家把握住自身的性别优势 ,在叙事层面对母性存在做了多个维度的书写。不论是对潜藏的“母性恶”的书写 ,还是从母女场景向同性情谊的转移 ,以及对“母爱”的重新言说 ,都体现了 90年代女性写作的深刻反省和洞察能力     

邵丽文学叙事的个性特征

邵丽是当代中原作家群中富有创造力的女作家,她的女性身份让她的作品体现出明显的性别特色。其中,她的创作往往以女性的视角,形塑着男人的世界,在建构男人世界的同时,保持着对女性的书写。她的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隐约地存在着内在的融通性,作家似乎在以其女性的文化认知构建着一个和谐世界。     

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萧红“忆家”题材系列与严歌苓《穗子物语》合论

儿童的、非成人的叙事视角,是为不少中国现当代作家所青睐的叙事策略。萧红"忆家"题材系列(《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等)与严歌苓《穗子物语》系列小说,虽然创作的时间间隔已逾半个世纪,但是在叙事技巧的选取方面,却有殊途同归的惊人相似——通过儿童的、非成人的叙事视角的娴熟运用,以不同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叙述方式,在难得的女性视野的展开中,实现作家独特的历史记忆与个人体验的双重书写。而且两位作家在叙事探索方面所呈现的微细的差异,也别具意味。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西“木兰”叙事

从叙事学出发,对比中国北朝民歌《木兰诗》,小说《京华烟云》及美国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中不同的叙事结构,叙事手法.可以发现,“木兰”的叙事原型,在林语堂那里是传载着中华文化的思想;在汤亭亭的笔下,则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也是女权主义的旗帜,更彰显了华裔美国女性的理想.     

英国女性作家笔下的帝国叙事研究

从18世纪开始,女性作家的创作便日渐成长为英国文学中的一支重要的创作力量。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女性文学一直有意无意地将性别问题与帝国政治问题相联系,她们有关帝国形象的叙事书写深刻地展示了宗主国白人女性对殖民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同时也形象地揭示了性别问题与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紧密交缠的过程。     

底层叙事中的现代女性角色塑造——以方方的小说为例

底层人物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是现代作家关注的焦点,方方也多次推出其关注底层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方方在底层叙事的策略中,多以女性为焦点,通过对女主人公坎坷、跌宕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书写出生活在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和精神困境,探讨其悲剧人生的成因,反映出对女性生存困境和人性的思考,对底层女性寄寓了关爱,并对她们走出困境和自我救赎之路进行了叩问,体现了现实人文情怀。     

论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向

新时代以来,叶梅的创作发生了较为鲜明的转向,取得了新的成就。在文体上,叶梅由以小说创作为主转向以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创作为主。在内容上,叶梅跳脱女性受压迫—女性意识觉醒—走向反抗之路的叙事套路,转而书写勇担时代大任的新时代女性,彰显新时代女性力量;她的生态文学创作由自发转向自觉,用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进行生态书写,讲述生态故事,构建生态文化;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切入,由书写土家山寨小故事到书写中国大故事,以文学的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型,展示了一个中国土家族女作家的创作新历程,也展示了一个中国作家将创作生命融入祖国、融入时代的不懈努力。     

进化史观视角下的“旧社会”叙事——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若干女作家的创作为视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旧社会”相关的叙事频频出现在小说中,承载了隐喻式的历史想象。作品借助此类叙事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完成了“新中国”历史合法性的话语建构。其间,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与主流叙事同中有异。她们或通过个人回忆的方式书写“复线的历史”,以幽微的怀旧情绪疏离了进化史观的线性逻辑;或偏爱用日常生活反映社会进步,在国族想象中有限度地保留了个人话语;或在痛诉阶级苦难的同时关注个体尊严、女性困境,触及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其所展露的观念意识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折映了进化论在本土语境中衍生出的复杂内涵。女作家笔下“旧社会”叙事的独特性根植于中国妇女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仪式叙事与创伤书写——以伍慧明小说《骨》为例

仪式不仅是一种蕴含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程式和行为实践,同时也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来构建文本的话语机制。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不仅将仪式书写融入叙事情节,也将仪式演绎为一种叙事结构和叙事修辞,形成系统的创伤诗学。以伍慧明的小说《骨》为例,小说叙事情节层面的分离仪式书写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创伤;叙事结构层面的成长仪式书写暗喻创伤认知的过程;叙事修辞层面的驱鬼仪式书写为华裔群体创伤疗治提供可借鉴的视角。小说围绕仪式、叙事和创伤形成一套严密的创伤诗学话语机制,多层面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心灵创伤,突破文学叙事中创伤呈现的范式,同时拓展了创伤的仪式叙事疗治的可能性维度。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女性乡土叙事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标志着女性写作的转型,但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超越性别书写性别,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了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     

双重边缘化的女性书写——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对于女作家迟子建,评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她讲述“北极村”童话而形成的鲜明的地域文学特征,对于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却常常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出色的女作家,迟子建一直在进行一种女性书写。她不仅用一种远离都市喧嚣的纯净的乡野声音讲述故事,也在用远离男性理性话语的女性声音讲述故事,这种女性书写绝不仅仅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女性书写。除了叙事风格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外,迟子建一直关注处于边缘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而迟子建的女性意识又同那些具有“仇男情节”的女性作家不同,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战争,放眼到人类的整体生存上。迟子建的小说告诉我们,生命永远是缺失的,在坎坷的生活中,与女性对立的绝不是男性,而是生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