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水平关系研究

通过应用EV iews软件包对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水平数据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采用G 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二者因果关系进行验证,证明了我国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与人口城市化水平高度正相关,且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其中我国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是人口城市化水平变化的重要动因,但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对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是滞后的。指出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不能忽略第三产业的发展,一定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要因地制宜,要看到各产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是同样的,关键看该产业是否适合该区域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房地产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互动关系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5-2009年经济增长和房地产业发展的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房地产业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引起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其中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商品房实际销售均价和房地产业实际国内贷款的反应较为迅速,而其对房地产业实际开发投资额的反应相对迟缓;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红利是影响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金融稳定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来影响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则通过产出效应、货币政策效应、收入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红利效应对房地产周期波动产生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入手,分析并通过数据模拟验证了在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模式共同作用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家庭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均储蓄率正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人均储蓄率负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教育投资率负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教育投资率呈倒U型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增大抑制经济增长。     

城镇劳动参与率为何持续下降？——《中国城镇劳动供给影响因素》书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体制改革效应以及几乎同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然而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我们迎来了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两个方面的约束。     

湖南省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

为探究湖南省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在分析湖南省历年人口结构变动情况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法,就人口结构指标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口文化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湖南省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人口结构因素,其中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儿人口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我国的老年人口与国民经济

据测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化使经济活动人口短缺,经济活动人口中大部分是劳动适龄人口,在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出生率几十年持续下降,出生人口绝对数减少,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也相应减少,使从事经济活动人口日渐短缺。 2、人口老化带来经济活动人口的老化,由于人口老化,使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年轻人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     

管理者政治关联、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政治关联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机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以2008～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检验了管理者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了社会责任在管理者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作用。研究发现：管理者政治关联可以有效地推动企业绩效的增长;社会责任是管理者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有效路径,管理者政治关联可以督促和鼓励企业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财物,提高企业的社会贡献水平和社会责任披露的质量,最终有利于企业绩效的增长。     

中国东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变动特征:1981～2011年

文章考察了1981～2011年中国东部地区11个省(直辖市)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增长背景下的人均财政收入的变动特征.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东部地区11个省(直辖市)人均消费、人均投资和人均进出口对人均财政收入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和经济快速增长,直接促进了东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增长;人均财政收入受影响程度因11个省(直辖市)开放程度、市场成熟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程度而有差异;开放程度较低的省,其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延续效应也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时间较短,消费和投资结构在各省(直辖市)存在差异.     

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与减贫效果研究——基于“新”整体性治理模型框架的实证分析

2020年前后中国成功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世界带来了宝贵的减贫经验。以1978-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为样本,探究“新”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居民消费、医疗卫生水平对减贫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以解释减贫人数的80.8%变化原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部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总人口增长可对减贫人数产生15.1%的解释力度,总人口增长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劳动人口增加量可对减贫人数产生2.5%的解释力度,劳动人口增加量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可对减贫人数产生1.5%的解释力度,绝对贫困线计算的贫困发生率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卫生技术人员数的回归系数值为-0.005,并且呈现出显著性,卫生技术人员数会对减贫人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研究建议：进一步释放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能力,增加农村居民减贫人数,实现乡村振兴;降低劳动人口增加量,尤其是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比重,拓宽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面;提高医疗卫生实际水平,减少单位卫生技术人员数,帮扶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及构想

由于经济、社会、人口、家庭的变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建立。受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目前我国只能建立一个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地区有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且主要应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三个方面。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1992-2012年间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固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老龄人口抚养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增长率显著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同样具有非线性关系.从时间发展上来看,本世纪初的10年间,老龄人口抚养比对我国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明显小于上世纪的最后10年;从区域划分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弱.另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越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城乡视角的我国人口健康不平等及改进路径研究

运用调查数据分析了经济转型期我国人口健康水平的城乡分布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分布不平等,在城乡之间以及城乡不同的社会经济区域内,人均期望寿命、婴幼儿死亡率、儿童和青少年身体质量指数、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等主要人口健康指标均存在明显差异。应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注重大众健康教育等途径来缩小健康不平等,提高整体人口健康水平。     

基于农业FDI的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耕地被大量占用,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粮食供给紧缺已经成为新世纪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一大挑战。本文主要从我国粮食安全现状出发,分析我国农业FDI的发展状况、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效应,并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新的构建。     

中国住房价格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两个突出难题。微观分析表明,房价变化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于不同群体是不一样的,并受到金融环境的约束。决定房价变化对全社会居民消费影响的关键因素包括人均住房资产量及其分布结构、住房价格变化的性质、金融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因素。以1999-2009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的研究发现:(1)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收入效应产生负向影响,总效应方向具有不确定性;(2)1998年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价的长期上涨所带来的房产升值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出效应大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的区域差异特征;(3)近5年我国房价的持续加速上涨强化了房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削弱了住房财富效应,在住房和金融市场相对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富效应的减弱幅度更大。     

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

我国的社会转型从其直接动因来说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所以转型时期体制因素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影响深刻。作为政府行为的社会救助活动,在我国具体实施和操作中,特别是受到二元社会结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财政支付制度、社会参与机制、法律制度结构、社会救助机制本身等一些体制性障碍的制约,严重制约了社会救助一体化发展的顺利实施和全面推进。在分析体制障碍客观存在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体制障碍对社会救助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及其设计

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是针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的一种特别救济制度,是国家基于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经济救助使刑事被害人尽快摆脱不利境地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刑事被害人救助到补偿逐步过渡,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模式的最终选择,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救济的对象、救济条件及救济程序几方面加以构建。     

1％城镇化发展水平研究

在对城镇化概念进行界定和简要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城镇化发展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计量模型,具体分析1％城镇化速度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城镇化水平每增长1％,我国人均GDP增长幅度为0．045;农村居民就业下降0．051％,城镇就业增加0．203％;而城镇、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3．259％、2．800％,进、出口额分别增长1．217％、1.257％;同时,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状态对城镇化发展速度的支撑力度,研究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速度问题。最后,从制度方面、农民市民化方面、城乡二元结构方面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江西人口发展的技术进步因素影响分析

在社会发展中,人口的增长和发展一直受到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方式的直接影响。同时,技术进步通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的作用也影响到人口的发展。到现代社会,人口的发展逐渐离不开技术进步的作用,不论是人口生存的粮食问题还是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都要受到技术进步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以江西省为例对人口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制约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应对的建议。     

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

基于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进行考量,采用中国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对投资率的增长效应不断弱化。“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投资率将发生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为依靠“人口素质红利”,更好地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流动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安徽省为例

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将经济生产中两部门结构转化为三部门结构,即本地传统部门、本地资本部门和外地资本部门。通过分析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得出人口流动对输出地经济影响路径,证明对于人口输出地,人口流动会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并将其效果划分为“生产效应”和“转移效应”。以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省为例,估算出1992年至2011年间,人口流动解释了安徽省人均产出增长的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