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的比较与启示

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是民国乡村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乡村治理前所未有的变动。政权下乡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造,以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县自治运动为代表;知识下乡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各有其局限,在实践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处理好下乡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对权力的监控以及向基础型权力的转化等问题。     

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干部的身份建构

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将农民组织起来,整合到政治体系中,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党号召和派遣先进分子深入乡村开展农民运动,将贫苦农民吸收到党组织中,使之成为党在乡村的组织者,实现了乡村权力党的转变,奠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     

资源下乡与村民动员路径创新——基于乡村自主性视角

自农业税费取消后,资源下乡成为国家形塑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家通过资源下乡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主旨在于能够动员村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激活村庄自治活力。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通过平衡规则输入与行政赋权充分发挥乡村自主性进行机制创新。乡村两级通过转化国家资源配置规则、协商民主融入村民自治组织、将政治领导与社会动员结合等方式实现精英吸纳和资源有效输入,激活了乡村自主性。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将下乡资源转化为村庄公共事务重塑乡村社会的利益关联以激活村民自治,在此过程中对关键性节点进行弹性化督查以激活基层干部的主体性,明确动员的对象和内容,用村民组织化动员替代科层制内部的政治动员,真正实现将下乡资源转化为动员农民组织和参与的物质基础和事务抓手,为乡村振兴具体实践机制提供启示和参考。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     

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村民选举——从自发性民主到现实性民主的探索

中国以村民选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自治的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乡村民主逐渐从自发性民主过渡到现实性民主,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有法律保障的民主权力。村民选举能够在乡村逐渐推行,主要得益于四种力量的推动,即各地农民的实践、民政部门的总结、中央高层的推动和全国人大的立法。乡村民主的每一步发展,都和行政力量的推动紧密联系,可以说村民选举是民间智慧和国家权利相互配合,共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管理模式。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家族势力对村民选举中信息传播的影响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宗法制度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近代国家权力的下沉,经济环境的变迁,逐渐使家族势力失去了政治话语权,但在农民的社会心理深处却始终潜伏着家族意识。当社会环境出现变化后,家族意识、血缘意识还会以不同方式表现在各种社会行为中。在村民选举中,乡村各方力量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往往会利用农民的家族意识来聚集力量,争取民意,获得选票。面对家族力量对乡村信息传播的影响,各级政府应该加大舆论引导力度,争取从观念上帮助农民走出家族意识的误区。     

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农民在国家整合过程中的政治心理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家对农村的整合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整合特点。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乡村的整合是通过以乡绅为纽带的国家与社会共同作用实现;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村整合的突出特征是“强国家”,民间力量被忽视、压抑和削弱;公社解体到现在,被压抑的民间力量得到了释放,农民出于共同的需要建立了村民自治组织,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农村的整合趋于平衡。而农民的政治心理也从对财富的特权观念逐步发展到政治参与的自觉主体。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表现出了对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等基层组织某种依附的政治心理,他们的政治心理现代化进程虽然在那段时期明显放慢,但总体的趋势没有改变。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