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

只有法官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和威信,才能对引起当事人利益冲突的事实或法律争议问题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司法判断;只有司法裁判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才能使司法获得公众信任;只有社会公众认同司法的确定力,才能产生对司法过程及其结果的信任和尊重。因此,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自治力、司法说服力和司法确定力的有机统一。     

判决的可预测性与司法公信力

任何社会中司法权威的确立,总是要以良好的司法公信力为前提。司法公信力是民众对公正司法的一种内心确信和普遍感知,判决的可预测性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在现代开放社会中,司法尤其是法院在应对充满太多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当中,努力通过增强判决的可预测性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无疑是从社会的"可感知"层面来建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在判决可预测性要求的背后,意味着社会在"可感知"层面对公正司法的信任,以及社会在"行为可预测"层面对法治秩序的信仰。     

转型时期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内在张力”

解决纠纷是法院所承担的基本司法职能,"严格司法"和"对权利有效救济"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两条基本实践路径。在转型时期,两者各自面对的相关困境和两者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张力,恰恰构成了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内在困境"和"内在张力"。无论是主张法院应该"严格司法",还是主张法院应该"对权利有效救济",就努力克服当前"判决易变性"和"司法非终局性"这一制约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关键性要素而言,无疑是法院需要努力的变革方向。     

司法的形态与纠纷解决的多元化

司法克制主义是一种基本的司法形态,当下关于司法能动主义存在着认识误区,从而导致对司法高期望值与权威性不足、公信力差之间的悖论。解决高速增长的常规性纠纷与非常规性纠纷的重点在于提供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机制,而不是过分苛责司法。司法应该保持其克制形态。     

论法官说理义务的障碍及解决

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官说理义务。这需要从两方面贯彻实施:一方面,应当修正限制法官说理的司法政策,从而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应当对判决书的样式做相应的调整,从以法官展示事实、适用法律为中心转向以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为中心。     

司法裁判权的运作与限度——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司法自由裁量权既是司法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司法活动中的一种权力运作方式.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既涉及相应的制度建构与机制建立,也涉及制度、机制与法官日常活动相结合并产生良性互动的问题:既要实现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又要保障司法裁判的积极性和适应性,从而调动法官的积极性,有效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入手,外部制约包括立法制约、程序制约和责任机制的建立；内部制约包括优化审判组织结构、完善审判公开制度、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功能、健全案例指导制度.     

司法国情的考量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以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变迁为视角

多年来的民事审判实践证明,脱离基本司法国情而从抽象公平正义角度行使审判权,大多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有时甚至导致负面评价。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如何理性地对待现实国情下的民众需求,依法妥当地作出裁判,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构建责任政府视角下提高政府公信力研究

建立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现在民主行政的价值取向从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它要求建立积极回应公众要求,向公众负责的责任政府。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能力,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核心,是政府责任行为的外射,是责任政府权威的重要来源,是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变量.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途径应从提高公民的认识能力,培养公民和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几方面入手,但基于对时代社会、政府和公众三方面原因的分析,政府方面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主要应从政府角色出发。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riminal Justice

腐败案件的高发案率是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点。为了适应治理腐败犯罪的需要,中国刑事司法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侦查体制、办案原则,并且注重依靠群众查办腐败案件,注重打击重点的随时调整。中国刑事司法注重提高腐败案件的侦查能力和加强反腐败刑事司法的规范化建设等,这是中国反腐败策略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同时,中国在反腐败刑事程序如何与国际公约对接等方面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也指引着中国刑事司法改进的方向。     

法国二元论司法的正当性分析——法国最高法院审议模式的考察与启示

以最高法院为代表,法国司法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三段论式的简洁判决和近乎封闭式的诉讼程序。尽管该模式受到了比较法学家和法国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法国司法在其本国社会的正当性却极少遭遇挑战。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在于:法国传统上形成了社会对三权分立与消极主义司法权的认知,同时依靠其程序安排、司法官僚体系和精英主义的职业选拔与评价机制获得民众信任,以超越"消极司法"的范围而履行其作为国家机关的政治和管理职责。这种司法正当性的"二元化"与美国司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也给中国的司法改革带来启示。     

理解政府信任:内涵、影响因素与基本功能

政府信任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中的重要话题.论文从政府信任的内涵出发,指出政府公信力是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核心,分别探讨了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可信承诺、诚实、能力、仁爱、公正等五大标准,及以政府信任为自变量而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总结了在治理时代提高公民对政府信任的若干建设路径.     

论家事纠纷裁判中民俗习惯的司法权能

司法裁判就是对解纷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过程.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依国家法裁判的家事案件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人们却更多认同根据民俗习惯裁判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形成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还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事实上,在家事裁判过程中适用民俗习惯,是转变司法观念、创新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梳理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的基本原则和范围,努力为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功能的发挥提供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充分彰显民俗习惯在弥补国家法不足、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促进当事人自觉执行裁判结果等方面的权能与价值.     

行政公信力研究

行政公信力是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统一,具有重树政府形象、建立新的行政权力模式、和谐公众与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然而关于行政公信力,理论界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读。行政公信力作为一种行为状态,反映的是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双向信任关系。具体范畴包括:作为严格执行力的行政公信力、作为严格确定力的行政公信力、作为严格信守力的行政公信力和作为严格承诺力的行政公信力。     

论司法审查标准

司法审查标准 ,是判断司法审查适度与否的依据 ,只有正确确定司法审查标准 ,才能客观全面判断一国司法审查是否正确、适当 ,从而为司法审查作出合理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司法审查标准应是“度”和“量”双重标准的统一 ,两者不可偏废。     

政府信用与民众信任

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表明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普遍的信任（ｔｒｕｓｔ）危机。更有学者指出 ,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信用（张维迎 ,２００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和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着失信行为。加入世贸组织 ,跨入信用社会 ,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市场游戏规则 ,在这套游戏规则中 ,政府的信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信任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古老的话题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就是“信” ,其中的“信”除信任外 ,更多时候指的是信用。信任与信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 ,但两者又相辅相成 ,前者侧重于个…     

论“人民司法”的城市实践——以哈尔滨解放区司法建设为例

城市解放区的司法建设是在借鉴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初期的沿用农村根据地的司法经验阶段,依靠群众路线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遴选了新的司法人员,制定了城市便民的司法制度,巩固了新生城市政权。但由于城市背景复杂,政治、经济模式也与以往根据地不同,城市解放区的司法建设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需要,开始了对人民司法理念与实践的大胆探索与突破,使人民司法在体现群众路线、为民、便民特征的同时,注意城市各个阶层的诉求,一切从城市实际情况出发,丰富了人民司法的内涵,处理了大量的民、刑事案件,进一步规范了司法制度。人民司法的城市实践,是新中国司法建设历程的重要环节,为巩固城市政权、保障经济发展、支援前线做出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对国家司法建设的经验积累。     

清代顺天府与京畿司法审判体制研究

司法审判是清代各级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各省督抚藩臬、道府、州县构成清代司法审判体制的基本网络。顺天府是清代特别行政区,旗民杂处,社会矛盾复杂,纠纷讼案频繁。在京畿治理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在内的京师治理体制,以及由顺天府、直隶总督构成的京畿州县行政、司法管理制度。作为特别行政区域,京畿地区的司法体制与地方司法体制迥异,在京畿司法实践中,统治者强化顺天府司法职能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顺天府与直隶总督、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等衙门的相互协作、监督,以此维护京畿社会秩序。清代京畿司法审判体制具有多元性。     

网络公众参与对我国司法生态的影响探析

网络公众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司法过程,虽然并没有制度上的渠道介入司法权的具体运作,但在司法民主化的进程中,网络公众判意成为司法机关排除其他权力机关非法干预、增加司法运作透明度、促进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良性双向互动的动力来源及最佳路径选择.因此,公众借助网络平台参与司法并行使表达权和监督权,所形成的网络公众判意,必将对我国司法生态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司法生态从语义上蕴涵了法律实证活动中主体的参与要素,从系统的角度看,为了使司法运作结果符合公众对司法的合法性期待,必须保证体制外的网络公众这一群体的有效参与,才能使司法运行符合司法民主化的现实需求.网络公众司法参与对我国司法生态将产生如下影响:一是在现实的政治语境下使司法获得应有的独立运作空间;二是能够有效提高司法运作过程的透明度;三是能够催生司法回应机制的构建.     

司法建议制度的改革与建议型司法的转型

司法建议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集中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外职能.广义的司法建议包括法院的司法建议和检察院的司法建议(即检察建议).就性质而言,司法建议只是一种建议,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当前司法建议适用范围、建议对象、建议参与主体的自行扩张,印证了当下中国的司法属于"建议型司法"的模式.从长期来看,法院的司法建议应当废止,法院对外发出的唯一具有司法权威的文书只能是裁判文书.但对于短期而言,司法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院与党政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可根据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对其予以改进,即严格限制司法建议的适用,规范适用对象、制作和发出程序,以保证法院文书的权威性,提升司法权威.针对法院的检察建议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诉讼监督,客观上有助于在保持法检良好关系的前提下发挥更好的监督效果,在短期内可以进一步完善和适用,而从中长期来看.根本无需针对法院的检察建议.针对其他单位的检察建议则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外职能.检察机关可以拥有此类司法外职能.     

涉诉、涉罪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以重庆市大渡口区“阳光助苗司法关爱基金”为例

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尤其是司法救助起步较晚,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制度建设的经验。重庆市大渡口区针对涉诉、涉罪案件中的困境未成年人开展的司法救助,创新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机制,为他们维持学习和生活需要、走出困境、走向新生搭建了一座"金桥",具有拓展司法职能,实现了未成年人权利的平等保护;创新了社会管理,增进了儿童权益与社会和谐双赢;完善了司法救助,弥补了现有社会救助体系的不足等三方面的价值,增添了一道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司法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