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过程法”与第二语言写作教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语言写作教学继"过程法"之后出现了一种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写作教学理论的变化——"后过程法"。文章回顾了外语写作理论发展阶段——"三次转向"与"三种写作观念",尤其阐述了"过程法"与"结果法"的对应与整合,"后过程法"对"过程法"的质疑与发展。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后过程法"在"过程法"的基础上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解释性,体现了语言与內容的整合,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完善教学方法,但还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暂时还不能占据主导地位。     

“人类学写作”的质疑

文学人类学不存在所谓的写作.文学写作是虚构的,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则和文学创作的虚构相去善远.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写作应该是记录性的,不是写作性的.它们一个是文化现实的基本记录,一个是虚构性的写作.     

论“80后”写手写作的修辞策略

从现代修辞学视角考察“80后”写作，对“80后”写手的作品的语言特色、人物选择及其成书和售书包装过程等修辞行为的分析，不仅可以有效揭示他们的创作特色、写作动机和写作目的，而且对深入解读“80后”写作事件及其这一事件的当代文化意义等方面，亦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80后”写作的先锋性

为揭示＂80后＂写作产生的文学背景,从文学史的角度,探索＂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的关系。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后＂写作除具有与主流当代文学显著的断裂特征外,还有对主流当代文学的承续,这种承续尤其表现在对先锋文学的模仿上,＂80后＂写作的实验性、反叛性及其＂去儒化＂的精神指向昭示其先锋诉求。     

论“80后。。文学的当代资源与精神传统

"80后"文学选择与吸收了反英雄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全部滋养,改造和发展了"70后"写作的有益成分,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与自视甚高的精英主义文化持坚决抵制与冷处理的态度.这一切构成了"80后"文学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当代资源."80后"文学在这种当代资源的基础上起步,形成了明确表现自我意识、有所节制的反叛与功利主义的精神传统.     

论写作主体“个性化-泛化-个性化”的心理模型

个性化是基于写作主体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积淀,其在摄取生活素材时又有一种独特的习惯和视角;在摄取生活后,在心理内化的过程中,因其心理积淀具有"历史-文化"的一般约定性,对生活素材的序化时有一种文化泛化倾向;在将生活素材外化为文字时,由于写作主体与生俱来的创造性本质和自我提升的本能欲望,会运用写作的诸多技法,并调动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积淀,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化的作品.     

论"80后"写作的审美取向及生成因子

近年来,"80"后写作声名鹊起,震惊文坛,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很大的反响,成为当代中国转型期语境下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将之纳入审美文化视野中,探讨"80"后写作的内在审美取向及生成因子甚有必要,本文认为:对苍凉青春的诗性书写表现的悲情之美,反映了这一群体普遍的焦虑、迷惘、忧愁的心态;"陌生化"语言组织的文字盛宴呈现的奇幻之美,体现了他们内心拒斥历史--文化传统、渴望自由、个性表达的诉求;对社会现实、教育体制等的反讽叙事彰显的否定之美,凸现了他们对社会秩序、成人规则的反叛.     

“人类学写作”的质疑

文学人类学不存在所谓的写作。文学写作是虚构的,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则和文学创作的虚构相去甚远。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写作应该是记录性的,不是写作性的。它们一个是文化现实的基本记录,一个是虚构性的写作。     

“后文化”背景下的先锋写作——余华论评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余华及其先锋文学的出现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最深刻的事件之一,他的写作是建立在"前文化"基础之上,呈现在"后文化"背景之下,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我者的他者性——人类学“写文化”的方法问题

人类学关于"写文化"的方法自觉,给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带来重要的启迪.文章以三个研究案例的故事,说明人类学的写作概念旨在全面和整体性地把握一种文化,对于传统的文学写作和历史写作概念起到一种拓展和补充的作用.人类学在文化表现上强调多元的、互动的复杂视点,捕捉族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这就解构了以往的权力话语和精英写作的单一性和绝对合法性,预示着文化价值观的更新所带来的再经典化问题.     

“80后”写作的“身份”定位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反映并影响着大众的文化意识.基于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模因论为研究网络语言的词汇特点提供了新视角.从模因论的角度出发,借用成功模因的三个标准和四个生命周期等理论来分析网络语言词汇的特点;从强势模因和模因复合体两个层面以及模因的表达、传播两个阶段来解释网络语言作为强势模因、成功模因的可能性、合理性和优势,并总结了网络语言模因的两种表现形式.     

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义学是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的官办初等教育学校。清代云南的义学自康熙朝起由地方官府主持创办,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快速发展,曾达到700余所,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山乡夷寨。清代云南的义学以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以“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教育目的;它所创立的“官办民助”的办学形式和经费筹措管理模式,也成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典范。义学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增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受难的形象"--论穆旦诗歌的人格价值与文化意义

穆旦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受难者的写作方式,从一种内在的精神困境出发,窥破了现存文化的种种虚伪与神话,沉潜至更为深刻内在的思想探险与精神求索中,完成了一种痛苦艰难的转换,最终成为一个被苦难的血水所激醒的现代主义者.这种受难者的自审意识使他获得正视自我、直面生存的勇气和可贵的怀疑反思精神,突显出一代先觉者精深高贵的人格价值与文化意义.从知识分子自身建设来说,它标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转型中理性的自觉与成熟以及思维的现代化趋向;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来说,它接续并深化了五四启蒙传统.作为九叶诗派"走得最远"的一位,穆旦诗以其负荷着民族苦难又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双重受难形象,在悲怆的历史意味中蕴涵了深厚的文化力量与超前的人格价值.     

“化丑为美”的书法风格探微

书法艺术"化丑为美"风格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这种风格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审美范畴,开拓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追溯书法艺术"化丑为美"风格的发展过程,分析其产生的原由,并对其历史价值作简单评价。     

一个小康村的"孝"文化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以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金湾村为个案,探讨了农村中“孝”文化危机:长幼地位颠倒,子辈“剥削”长辈,养儿不防老,等等。分析了“孝”文化危机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指出了“孝”文化合理内核在当代的价值,并且提出了建构新型“孝”文化的有关对策。     

“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探赜

“元宇宙”的横空出世不仅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和内容技术革新,随着其生态版图的扩张,文化帝国主义也开始尝试掌握并控制“元宇宙”拟态环境中的“信息真相”,从而进行文化侵略与渗透。基于“元宇宙”技术媒介创构的拟态环境,文化帝国主义依托其虚实交织的时空场域得以隐蔽地“野蛮生长”,本质上是超越技术又附着在技术之上的价值观、领导权、话语权等西方意识形态输出。这种文化“同质性”输出一方面不断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加剧了社会分化和人际隔阂,特别是青年社群作为“元宇宙”的主要受众,沉浸式体验与“无限制”自由正在宰制青年核心价值认同异化趋向。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元宇宙”媒介拟态环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辩证看待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文化风险二者间的关系,构筑文化安全的防护网。     

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反成长叙事

反成长叙事虽然也借用了青春成长的叙事方式,遵循了相似的结构模式,却又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节走向。即故事主人公未能按照社会理性预设的道路成长,而是对成长的彻底否定。《阳光灿烂的日子》堪称中国青春类型电影中反成长叙事经典作品,它以“文革”为背景,社会权威、家庭权威与教育权威的缺失,形成了以主角被抛弃、对成长的怀疑和对现实的迷茫为内涵的反成长叙事,象征着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减弱造成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迷茫。     

"韩国新电影"与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平行研究

"韩国新电影"和中国电影"新生代"二者尽管外部形态迥异,但却具有相通的内在旨趣,即都呈现出边缘书写和主流皈依的分化态势.而大致相仿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创作主体选择的个性化则是导致这种创作状况的主要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