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试论帝乙、帝辛纪年

关于殷商一代的史料,春秋时期的孔子,已经有文献不足之感;《史记》著录而传世的文献,只有殷王世系的记载而缺乏诸王的在位年数。宋、明的学者,在所编制的殷商纪年的方案中,关于末代二王的在位年数,有以下几种说法:     

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

周武王克商之年,至今还是西周历史上一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史记》中《周本纪》及各国世家都只有共和元年以下各王年数,武王克商之年及西周共和以前诸王的在位年数都付之缺如。因此,这个关键问题就很难解决。自汉刘歆以来直到今天,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在国内外史学界有二十余种说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刘歆的《世经》(见《汉书·律历志》)为主;一派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然而,由于根据薄弱,推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鲁国建都曲阜问题——鲁国史专题研究之一

关于鲁国的建国定都问题,在古籍资料中,记载不一。《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这说明,开始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旦。而早于《史记》的《左传》却又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后出的《括地志》,更进一步肯定“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这里又明确肯定,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的儿子伯禽,而不是周公。那么,到底是谁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呢?司马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这样写道:“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这样加以解释,好像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在《史记·鲁世家》记载炀公的事迹时,又说:     

孰为鲁公?周公旦抑或是其子伯禽?

“鲁公”见于《左传》、《诗经》、《史记》等古代文献,有时指周公旦,有时指伯禽,这须考察上下文义而定。总之,凡曾为过鲁国国君的人,都可称“鲁公”。     

昭王在位年数考

昭王在位年数考张闻玉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西周初期各王在位年数：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穆王五十五年，均于史籍彝铭有征。《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也于史有据。唯昭王在位年数，多有异说。今愿献一得之愚，就昭王...     

《鲁世家》与西周王年

历代研究西周王年者,无不重视《史记·鲁世家》的有关记载.这是因为《鲁世家》将西周一代鲁公的在位年数都一一记下,大体完整.但由于《史记》本身的脱误及后代有关文字与《鲁世家》不尽一致,竟引出没完没了的文字纠葛,西周一代的王年就成了越理越乱的麻团.     

文心雕龙辨疑──《史传》,十三条

１、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古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别，一方面奉侍君王左右以听驱策，另一方面又有记言记事的不同司职。究竟记育记事左右史怎样分担，古籍所载各有不同，正好又呈相反的情况，带来了本条两句所述确否的质疑。这里先列两种说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徐斡的《中论·虚道》也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春秋左氏传序》的疏文不仅说法相同，而且还说明了左右史分职的原因：“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另一说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左…     

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周无王九年”

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末春秋初年周王朝王位继承的世系、年数,不仅与《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不同,而且也与古本《竹书纪年》也不尽相同.依清华简《系年》所说,周幽王死后“邦君诸正”在虢立周幽王之弟余臣为携王,携王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之后又经过“无王九年”的时期,晋文侯才迎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之后才东迁到成周洛邑.《系年》虽不合《周本纪》等文献的记载,但和《左传》甚至与束皙所见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相合,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墨子生卒年简考

对墨子生卒年,汉代有几家比较重要而影响较大的说法: (1)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有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日井孔子时,或日在其后。”(2)刘向:“在七十子之后。(《史记索隐》引《别录》) (3)班固:“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 (4)张衡:“当子思时。”见《后汉书》本传引张衡《论图耩虚妄疏》云:“公     

齐鲁考辨

<正> 山东省为什么称“齐鲁之邦”?一般说法是因为西周封太公望于营丘,建立了齐国;封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于曲阜,建立了鲁国。因此,山东有“齐鲁之邦”的称谓。这种解释并不错,但不够。试问太公建国为什么称齐?伯禽建国又为什么称鲁?山东古国不止齐和鲁,还有滕、薛、莱、莒等等,为什么不称“滕薛”或“莱莒”?     

从考古发现考证司马迁的出生地

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对其出生地交代得很清楚,只因为后人对少梁、夏阳、龙门等古地名的具体所在和所指认识不同,才产生了对司马迁的出生地有种种说法。如:山陕之争的河津说和韩城说;在韩城境内的五种说法是华池、高门、芝川镇、夏阳城内和龙门砦等。     

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

老子平生事迹,司马迁《史记·老子传》所记很简略,有错误,又有传疑的说法。参考他书也只能描写一个轮廓。老子姓老名聃,(《墨子》《礼记》《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均称他为老聃或老子,《吕氏春秋》又称他为老耽:耽与聃古通用。可证他姓老名聃。)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见《老子传》)生于春秋末期,曾任东周王朝的图书馆员,掌管图书,孔丘     

韩兆琦《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的接受与发展

我国著名《史记》研究学家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是当代《史记》研究力作,也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史记》评注本。《史记笺证》引征宏博,对于"《史记》三家注"多有取资,其中对于《史记索隐》尤为倚重,在注《史记》的过程中或直接引《索隐》为注,或将《索隐》注文择为一说,或引《索隐》注文为证,在内容上对《索隐》有多方面的接受。但对于《索隐》注释不确之处,也予以必要的指明和纠正,体现了一定的发展和超越。     

关于滇王国的地域及其与西汉王朝的政治关系

我国古文献中关于滇王国的记载,最早要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有关滇王国的记载,以《西南夷列传》为详;《大宛列传》、《货殖列传》等篇也有涉及。后来的《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有关记载,基本依据《史记》所述。 据《史记》司马迁《自序》所云:“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可见司马迁到过当时西南夷的西夷地区。有关滇池地区的情况,他是从离     

司马迁的天命鬼神思想探源

“司马迁崇拜上天,笃信天命,对自己,他以膺天命的万百年一出的‘命世者’自居自励,对社会,他以‘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天命观为尺度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其发展规律。”就连他花毕生心血编纂的《史记》的目的和内容也规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可见司马迁并没有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影响,在他身上还具有明显的天命观和神秘主义思想,本文就其天命鬼神思想之渊源,略作探讨。司马迁的天命鬼神观在《史记》中有突出的反映。《史记》不少地方重复了今文经学家神化古代帝王的说法。如说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顼“依鬼神…     

《洛诰》史事年岁综释——读王国维《洛诰解》

《尚书》是我国记述上古史事最早的一部史书。今传《洛诰》篇载周成王初年如下几件重大史事:一、周公营筑洛邑;作《洛诰》,告成王居洛之义;成王在成周烝祭文武,诰命周公后。二、周公教诫子伯禽和成王诰命伯禽等语。三、成王在成周行殷礼,周公致政,成王即政,祀天改元,称秩元祀。篇末署“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王国维在《洛诰解》一文中,从文字到史事均作有精深的注疏考释。上述史事年岁,总括于成王七年①。郭沫若在     

“周公行三”质疑——与骆承烈同志商榷

<正> 骆承烈同志的《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一文,说周公行三,乍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感到理由不足,结论值得商榷.骆承烈同志依据后于《史记》的《列女传》与《白虎通》的说法来推翻《史记》的周公行四说,就很难令人信服.这不仅是晚近的史料总不如古远的史料可靠,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周公旦行四说,是于古有据的.《孟子·公孙丑下》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这项先秦史料值得重视.从哲学思想讲,太史公虽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固语),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