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

高丽贡宦制度是 13— 14世纪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 ,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政治势力集团 ,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的实质

贡女制度是 1 3世纪前期到 1 4世纪中叶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重要的交往形式之一 ,它以制度化的方式 ,规定了蒙元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不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体现了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的政治控制、民族压迫和人口掠夺等政策 ,是双方宗属关系的典型体现     

蒙元时期蒙古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蒙元时期蒙古与高丽的经济交流是以回赐和纳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上的交流则表现在农业、医学、人文等等方面。蒙古与高丽种族之间的融合不仅表现在蒙古与高丽上层之间 ,而且还表现在普通民众之间     

汉王朝的政治危机与女祸观念

"红颜祸水"观念在中国流传久远,这一观念在女子与恶政间建立起神秘的必然联系,丑化、扭曲了女性与政治的关系,这种观念是两汉特定政治危机中的产物,是在两汉多"女祸"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两汉精英阶层为了遏制皇族女性对皇权的破坏作用而做舆论宣传中衍生的观念,具体来说是通过三种途径发生的:历史上女性败政事例的突出、先秦经典的借助、灾异学说对女性的影射.这使得女祸观念在汉代得以形成,并且,随着此后封建王朝注意压制威胁皇权的外戚势力,女祸观念日益得以强化.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试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传播

蒙元以前,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原吐蕃统治区域.公元13世纪,面对崛起的蒙古帝国,强大的蒙古军队,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高僧,凭借过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政治眼光,努力弘传佛法,不但使蒙古贵族接受并信仰了藏传佛教,而且从空间上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势力范围.藏传佛教在蒙元时期的传播,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它不仅充实了中国佛教的内容,还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十三世纪蒙古对高丽的入侵

十三世纪是蒙古勃兴和对外肆行征伐的时期,在整个扩张战争的血与火的历史上,蒙古对高丽的东征则为其中不容忽视的一页。我们无须隐讳东征给高丽人民带来的灾难,但这是在历史上人民无权的情况下发生的,是由蒙古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一手造成的。通过战争,     

高丽王朝凶礼制度分析——兼论对唐、宋制度的效法

在中华先进文化和礼仪文明辐射下,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为实现儒家礼治政治目标,效法中国制度进行大规模礼制建设,作为中国礼制核心内容——五礼制度之一的凶礼也在高丽朝初具体系与规范。高丽凶礼条目共十一项,主要是国恤、丧葬和服纪制度,其内容与形式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的特殊性表现出儒佛杂糅、缘情定礼的自身特点。高丽凶礼建设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半岛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王权,意欲实行政治文化礼治化、社会伦理思想儒家化的历史过程。     

试论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

在元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意识也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空前浓烈。降及元末,族群等级差异虽依旧存在,但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和不满蒙元统治的抵触情绪却逐渐淡薄,并对蒙古民族的文化、一统政权及民族成员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意识。这种意识与元朝"汉化"政策的持续推行、空前的"大一统"局面、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等密不可分,它进而又推动了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士大夫的女性观与武则天现象的产生——以墓志为中心

理想女人的标准是父权制文化塑造妇女的核心。从墓志来看,唐人心目中理想女性的观念虽以汉晋以来的儒家伦理为准则,但也凸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时的士大夫们崇尚才智,对女性违背礼制、介入国家政治事务的诸种行为普遍持宽容态度。此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贵族妇女群体在文化和制度的裂缝中游走,争取到较大的政治权力。唐代的女性贵族群体打破了牝鸡司晨的政治禁忌,集体活跃在政治领域,出现了宫闱政治和女皇主政。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