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权力制约

权力缺乏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而腐败与法治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依法治国,实行法治,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权力制约是法治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推进法治的重要环节。要有效地制约权力,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权力制约机制,包括分权机制、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     

论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是我们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进步。而要实现依法治国 ,就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这是已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因为作为一个法治国家 ,民主政治是其本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其基本原则 ,依法办事是其基本要求。这一切的实现无不依赖于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为了达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 ,应重点抓好对权力主体产生方式的制约、对权力进行过程的制约、对权力运行后果的制约三个环节。对权力制约的各个环节最终还是要靠法律的途径才能保障其实现     

论依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依法治国中最重要的是依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国家是由众多的政府机构组成,政府权力的运作机制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官.制约权力必须依靠法治,只有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法治才是治国的良策.     

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也是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和最大优势。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法律体系有待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有待改进、公众的法律信仰尚未普遍建立、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缺乏实效、党的建设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和障碍。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和改进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积极推进党的法治化建设。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蕴涵的法治精神——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比较的思考

抑制政府专断的权力,在宪法之下给予个人权利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法治的核心理念和灵魂。《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主流话语背景下出台的,它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警察权力,规范公共权力的合理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力图实现维护公共利益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在立法价值上蕴涵着现代法治的精神,体现了对法治国家的追求和维护。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权

依法治权不仅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其关键。只有依法治权,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法治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才能保证依法治国的任务顺利完成,才能保证依法治国的目标顺利实现。而要真正依法治权,就必须做到:在治的主体上,国家权力机关与非国家权力机关相结合;在治的客体上,治权与治官相结合;在治的环节上,把对权力的获得,对权力的运行的制约、监督与对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相结合;在治的方式上,监督与制约相结合。     

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法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权力不受限制,必然会产生腐败。因此,依法治国必须对权力实行制约。如何实行对权力的制约呢？（一）权力的配置要合理;（二）要以权力制约权力;（三）要以权利制约权力;（四）加强舆论监督     

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与对腐败的治理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任务。治理和反对腐败,从归根结根的意义上说,是通过控制掌权者对权力的行使达到权力公共运行的目的。控制和制约权力不是依靠人治而是要找到控制权力非公共运行的机制和模式,这就是依法治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政治权力运动的法治化与对腐败的治理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任务。治理和反腐败，从归根结根的意义上说，是通过控制掌权者对权力的行使达到权力公共运行的目的。控制和制约权力不是依靠人治而是要找到控制权力非公共运行和机制和模式，这就是依法治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政治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法治生成机制探析

中国现代法治即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既应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中法文化的法治主义传统,又应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其内涵主要是奉法律为最高权威,全面保障公民的权利,造就公民法文化内在素质,以法律制约权力,真正实现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中国现代法治目标的实现,既应是一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过程,又应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其生成有赖于法律发挥社会整合、利益协调、权利保障和制约权力的功能逐步到位。     

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与中国刑事制度研究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事制度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制度。     

从确认到竞争:被选举权的民主建构

被选举权是标志和象征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地位和身份之基本权利。公民依法主动竞争公共职位是被选举权作为民主权利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需要竞争性政治的折射。被选举权的激活对于选拔政治人才,强化权力受托人的责任意识,推动公民参与,促进权力可持续发展,培养公民人格等具有特殊意义。规范被选举权的运作,需要建立和完善权力角逐的平等竞争规则、筛选过滤机制、对当选者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及纠纷化解体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稳定的社会、人本的社会、利益协调的社会,更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实现和运转需要法治机制支撑。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应通过立法、守法和司法等重要环节,加强法治建设,彰显法治精神,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有序发展。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廉政建设必须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公共权利的非公共利用 ,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政府权力腐败现象。抑制腐败 ,实现廉政建设 ,必须建立和强化科学、具体、操作性强的权力制约机制。     

浅析公务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向现代国家迈进,必须要倚重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对公务员内涵的界定,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其手中“握有”公权力,即“依法履行公职”。国外对于公务员范围的划分虽然方法不同,但适用公务员法的人员范围大致相同,即行政系统中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公职人员,这部分人是公务员的主要范畴,也是公务员法的适用范围。     

权利还是权力--也谈传媒与司法

传媒自由和司法独立是民主社会的两大并行的价值,实际上,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是以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而这一机制的实质是使公民成为监督政府的主体力量.要解决目前中国传媒与司法的无序冲突,就必须跳出"舆论监督司法"的不合理框架,破除行政权力对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两种基本价值的不合理入侵,使媒体和司法机关都摆脱行政权力的阴影,在法律的框架中最终实现各自独立与强大.     

中西人性语境下的权力观

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学术争论的焦点。历史文明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观和权力观。而“性善论”与“性恶论”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的不断碰撞,一次次印证着人性善恶与权力运用的紧密关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日益高发,因此在权力规范的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合理之处,既要对人性之善充满信心,更要警惕人性之恶,将德治与法治结合,编织制约权力腐败的制度之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