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

丁韪良是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和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他与京师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合作翻译的《富国策》一书,最早将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该书叙述到商品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等经济学理论,详细介绍了资本、地租、利息(利润)、价值、工价、钱币、邦国通商等经济学概念,以及创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著作,对近代中国人了解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作用。     

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的译介

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既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经典从传入西方开始,便在世界范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所有译介中国经典的人物当中,理雅各是最具影响力的。其严谨的译介作风及至今日仍被业界所推崇,其《论语》译本至今仍被公认为标准译本,而其成功的经验及其译本的不足均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冲击过后的思考——《冲击与思考——西方思潮在中国》读后

西方思潮传入中国,并非始于现在,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或隐或显地在中国社会产生过冲击与震动。《冲击与思考——西方思潮在中国》(李步楼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首先追溯了十六世纪以来西方思潮对中国的冲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中国社会自身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论争。从文化     

儒家经济学之百年探索与展望

自古以来，儒家士大夫有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思考，只是未以专门学科形态呈现。十九世纪末以来，伴随着西方之力量优势，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并主导经济学思考、经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在此潮流中，仍有中国学人基于儒家义理思考和发展经济学，前有陈焕章之《孔门理财学》，后有盛洪之《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两书构成儒家经济学发展之良好起点。     

《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

本文以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从译本再现晚清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译本受到晚清主流文化的制约,以及译者通过译本对晚清社会文化进行重塑三个方面入手,研究《文学兴国策》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在挖掘作为历史语境的动态文化载体《文学兴国策》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分析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自身的习俗和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特点。     

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的新成果——评《寻求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陈炽研究》

陈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他往来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与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之间，颇为活跃，并担任了强学会会长，著有《庸书》、《续富国策》等。近读张登德博士《寻求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陈炽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感到该书有几个特色。首先，该书对陈炽的研究较为系统和全面。从20世纪30年代始，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对陈炽的研究，唐庆增先生的《清季陈炽之劳工学说》(《经济学季刊》1930年第1卷第1期)一文，开陈炽研究之先河。改革开放以来，对陈炽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发表了30余篇…     

《西学东渐记》中译本不同版本之比较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的自传性回忆录《西学东渐记》,是了解和研究容闳的最基本的第一手史料,国内共有5个中译本,从译者情况来看,呈现出由新闻工作者向学者化、专家化发展的趋势;而语体则从最初的文言转为白话文;随着对容闳的了解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原文的理解也不断加深,对原文因为记忆而导致的失实的纠正也比初译本多,因此,译文越来越准确和完整。这不仅表明中国人对容闳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到位,也反映了中国人在整体上对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认识水平的提高。在此意义上,容闳《西学东渐记》的不同译本和出版,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     

学界荐书

郑彭年著:《东亚开放史(日中现代化的源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16世纪中叶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文化以基督教——旧教——为载体,经由传教士之手,一路从澳门东传入日本,形成"南蛮文化";一路从澳门北传入中国大陆,形成"天主教文化"。《东亚开放史(日中现代化的源泉)》讲述这两种文化对东方文化影响深远,成为现代化的源泉,促进了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在日、中两国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今天,饮水思源、回顾历史,有一定的价值。〔英〕多佛等著:《古希腊文学常谈》,     

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

近代国际法产生于欧洲。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西方国际法随着中国和欧美国家的交往而逐步传入中国。自林则徐1889年在广州主持翻译瑞士滑达尔《各国律例》后,时隔二十余年,1864年又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几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将美国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取名为《万国公法》。这是第一部以专书出版的比较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中译本。它由清朝中央政府出资刊印,在近代中国政界、外交界和知识界广为流传,影响较大。本文不拟对《万国公法》成书得失和影响作全面探讨,只想着重介绍一下,丁氏初译《万国公法》之时,清政府如何采用该书包含的有关国际法原则,处置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中国内海扣留丹麦商船事件。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后由中国政府自觉采用国际法原则处理中外交涉事件的第一回。事件本身虽然并不复杂,但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却自有其研究的特殊意义。     

名学、辨学与论理学：清末逻辑学译本与中国现代逻辑学科之形成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潮推动下,清末民初翻译来的西方逻辑学译本主要有两类：一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而来的译本,多将Logic译为辨学、名学、理则学;二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日本学者编著的译本,多将Logic翻译为论理学。这些以“名学”“辨学”“理则学”“论理学”为译名的西方逻辑学译本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逻辑学开始发轫并成形。在译介西方传统逻辑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博采众长,编译出各种逻辑学讲义,以适合中国读者及清末新式学堂教学之用。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逻辑学以“论理学”或“名学”的名义,在新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列入师范学校及高等学堂日常教学设置中。新式学堂课程日益完善,从西方移植来的逻辑学,亦随之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现代新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