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酬赠词的性别差异

宋代酬赠词因酬赠对象性别不同而在内容、风格、功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以女性为酬赠对象的词作、尤其是大量的赠妓词,或对女性美貌和精彩技艺的描写,或诉说与所赠异性之间的恋情,内容相对比较单一;而以男性为对象的酬赠词则或述樽俎宴筵之乐,或叙离情别意,甚或借杯犟壶觞以自述心志.南宋稼轩词派中不但抒发一己之情志,且以唱酬之作讨论国势,共议抗金规复之大计.而花间范式的影响、宋代士大夫审美与主体的身份认同等,则是造成宋代酬赠词因对象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的主要原因.     

智性之诗与解构的灵魂-袁源诗歌散论

陕西诗人袁源是新世纪以来,将智性和解构贯彻到底的一位诗作者.袁源的诗歌创作是“重智”的.他善于将经典解构,同时又予以重构.解构和对经典的“重写”是他的诗歌创新的一个生发点,甚至是他的灵魂.在“重写”的过程中,他不乏幽默、调侃、“恶作剧”,乃至去抒情、去悬念化的“无意义”,从而为其诗歌带来一种冷峻的先锋性.也因此,他的诗歌没有失重.当然,学习更精确地平衡,乃至优雅,才是袁源走向年龄和诗艺双重成熟的体现.     

唐代的奢侈之风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唐代在衣食日用、宅第别墅、娱乐、婚嫁丧葬等方面的奢侈之风，并论及唐政府制止这种不良之风所采取的措施。     

浅议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政权的危害性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全社会风行,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现象,如果不及时制止杜绝,对于任何政权,都是一种威胁,是其败亡的先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党,它的政权基础来自于人民群众,而目前在党内某些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滑坡,行为上的失范,作风上的腐败,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坚决杜绝,从根子上彻底铲除这种思想和作风,这也是当前正在开展的以解决四风问题为重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所在。     

道德之债:莫斯对印欧人礼物的研究

本文重新梳理了莫斯在《礼物》一书中对罗马法、印度法和日耳曼法研究的材料，结合莫斯“人的范畴”的研究，试图指出：印欧人的礼物是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特有的交换方式，而且这两个等级的礼物交换原则各自不同；而构成现代西方社会主体的第三等级并没有一个符合礼物之道德要求的交换方式，除非继承日耳曼法的精神，否则现代社会终将陷入无法自拔的道德困境。通过与梅因的罗马法及印欧社会研究的比较，本文希望阐明，莫斯通过礼物研究建立的社会契约概念与罗马的债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与自然法的社会契约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古典诗歌中登高诗的承传关系与心理因素

登高诗歌的思想感情是悲秋、伤春,发思古之幽情;怀人、怀乡,多家国身世之慨.登高诗有长盛不衰的承传关系,包括:思想观念的承传关系,登高风俗的承传关系,登高模式化的承传关系.在悲观又敏感的文人心态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文人典型的心理特征:有意识的排遣忧愁和不适,在乡愁离愁的驱使下登高望远是登高而赋的心理动因;诗人在登高后的心理有悲观化的转变倾向,有时甚至会从欢娱的心情突然跌落进愁苦的心境.另外,登高遣忧的过程又是感发忧愁的过程,在登高的心理动因及文人悲观心态等因素的影响下,登高者往往有愁苦哀怨、沉郁感伤的心理感受.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

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19世纪末以来的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视觉的辩证法:"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国诗学的视觉意识之考察

与西方文化对可视性的热情相比,中国古典诗学更加注重"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辩证构成.同时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倾向于一种时问化的模式,而以意象为核心的中国文学则具有空间化的倾向.正因为这种空间化艺术能够通过"象",沟通形而上与形而下、有限与无限、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因此构成一种"视觉的辩证法".而视觉的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不可见"的意识,或者与"可见"的相比,那"不可见"的才是更本源的,因为"可见"总是从"不可见"那儿获得意义的.     

中国古代酒徒类型的演进

饮酒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相当一部分文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从上古到北宋,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人心态不同,饮酒动机、态度自然也就不同,不同的饮酒动机、态度造就了几种有较明显差异的酒徒类型,依时代次序先后为及时行乐型、韬晦自全性、道家境界体验型、迷狂型和儒家境界体验型五种类型。五种类型演进的轨迹甚明,极大地丰富了酒的文化内涵。     

古代隐士的称谓分类及其身份特质研究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隐士的称谓多种多样,按照其命名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五类:以“人”为描述中心的称谓;隐逸行动作为身份指示的称谓;隐士原型及其衍生的称谓;以隐士居处空间作为指代的称谓;来自经典隐士文本的称谓。这些称谓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隐士的身份特质,如隐居、不入仕途与道德高尚等。而且每一种称谓都反映了人们对隐士的认知程度,和对隐士的接受维度。     

论法家学说的反噬现象

法家学说的反噬现象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但是自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受到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最近张祥龙教授就这个问题做出了新颖独到的分析,同时也开启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的视域.以此为基础,通过剖析法家理论对君主素质的要求、法家在现实政治中的遭遇,以及法家学说的内在矛盾,希望进一步揭示法家学说反噬现象的必然性.     

中国古代褒贬史学论略

褒贬史学发端于春秋笔法,是经世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在褒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著史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展开评判时使用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模式。具体而言,褒贬史学是包括表现形式、书写原则、重要理念与核心精神等四个相联结的层面的整体,不仅仅体现在一部或几部史籍之中,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学实践活动之中,因而它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     

试论昌耀早期的诗歌创作

昌耀是“一个 1 7岁便以纯正与诗结缘的人”。他的诗歌创作始于 2 0世纪 5 0年代初 ,但他受到评论界的关注是在 80年代。评论界关注比较多的也是他复出后的作品。然而 ,昌耀早期的作品与他复出后的作品在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诗人在早期创作中以自然为主要题材 ,表达了他雄奇壮美的、质感坚硬的、粗朴自然的美学思想。     

清廉：中国古代官箴之一瞥

官箴既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内部对从政者的规劝、告诫之词与公认、沿用的惯例,又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一个子目的名称,专门著录那些阐释施政行法之道与儆戒训告之词的典籍,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为官者的行动指南和处世准则,又有为官者长期施政执法的经验与惯例。其中关于清廉为官的议论与诠释非常深刻、全面,将清廉看作是为官从政的基本原则与道德准则,并就如何清廉为官提出了节俭、戒贪、律己、约束等具体措施,对当今消除腐败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夫妻共同债务构成的依据

夫妻共同债务构成的依据主要有"用途论"和"时间论"的区别:"用途论"主要以《婚姻法》第41条为司法依据,指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时间论"主要以《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为司法依据,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推定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时间论"对债权人的保护建立在可能侵害举债人配偶权利的基础上,从而可能会使婚姻诚信受到威胁,使人们对婚姻产生恐惧,不利于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健康稳定;"用途论"的目的在于维护婚姻共同生活关系,如果能够有效平衡债权人、举债人、举债人配偶之间的利益关系,则是值得坚持的法律制度。     

古体诗歌的意识旋律

意识旋律是诗歌词句之下情感的潮动流程 ,是诗歌词句间联系的内在脉络 ,是诗歌的真正生命。诗歌鉴赏的关键 ,就在于把握好其内在的意识旋律 ,并通过声情韵律等外在形式使其准确地再现出来。诗歌的意识旋律由诗人的胸襟气质、富于意态的典型词语、洪细得当的声韵色彩、恰如其分的长短句式四个因素共同促成     

陕西古代教育史研究管见

陕西古代教育史研究 ,对于发掘和继承我省古代灿烂的教育遗产与资源 ,丰富与完善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内容与体系 ,构建陕西古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框架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价值。因此 ,在理论思维和认识方法上 ,科学而准确地理解与把握陕西古代教育志与陕西古代教育史、陕西古代教育地方教育史与中国古代教育通史、陕西古代的中央官学与地方教育之间的脉承关系及其学术追求 ,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古代文学中的竹林

竹子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植物题材之一，竹林又是竹子题材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我国古代竹林资源丰富，相关文学创作源远流长，作品繁多，展现了古代文人丰富的观赏经验和审美情趣。竹林较为亲近人居，丛生竹林结丛而生，散生竹林上合下疏。不同季节、气候、环境条件下的竹林景象具有不同的美感。竹坞、竹坡、竹溪、竹径等意境幽雅，成了文人最乐于吟赏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