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凉州词》质疑

黄河远上(黄沙直上)自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唐朝诗人王之涣很有名的《凉州词》。对于此诗首句开头四字,有不少版本作“黄河远上”,但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的《出塞》则作“黄沙直上”。近人刘逸生《唐诗小札》、其心《愿君“更上一层楼”》(见《光明日报》1980年6月22日《东风》     

略谈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

历代研究唐诗的学者们,在评论七言绝句中的优秀作品时,王之涣的《凉州词》是属于“压卷之作”的。但是,这首名作在历史上曾被人妄改过——将诗题换成《出塞》,将第一句改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无疑是“点金成铁”,有悖于诗人的原意。究其根源有三:其一是对“凉州”的地理沿革未弄清楚,特别是对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未弄清楚;其二,对“玉门关”及“孤城”在唐边塞诗中的特定含义未弄明白;其三,对唐代七言绝句的特殊要求——“风调”不理解。史铁良同志《也谈王之涣的“凉州词”》(《文学评论》1980.6.)和李飞平同志的《是“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     

春风不度的荒漠——玉门关

薄荷片推荐：一提起玉门关．就会令人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唐诗．这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引发我们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玉门关．是丝绸之路通往北道的咽喉要隘。自西汉张骞“凿空”，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这座海关．     

“一片孤城”是“万里长城”

唐代诗人王之焕(一说朱斌)的《凉州词》是一首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的格调是雄伟昂扬的,并非如注家解说是苍凉哀怨的。前二句描写祖国边疆黄河、长城、祁连山的雄伟壮阔,抒发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豪放胸怀。后二句用双关语描写边关两军对峙,互不侵犯的相对和平气氛,赞扬士卒严阵以待、固守边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豪迈精神。一反其他注家的说法,我们认为吹出怨声的羌笛是指当时玉门关外的敌对民族,高适和此诗的首句“胡人吹笛戍楼间”可证此说。因为这不再是唐初称臣于颉利可汗的时代了,因为“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矽(王之焕),因为“当今外国惧,不敢觅和亲”(王维),因为有万里黄河、万里长城和万仞祁连作天然屏障,因为有雄姿健儿戍守在这些天险及其终点玉门关上。关外那边的怨声由它去怨吧。这无防关内人民春风送暖的和平生活。     

“主体、客体”与“主观、客观”

在哲学问题的论争中历来有一个特点:分歧常常是从最初的、基本的概念规定上开始的。由于对概念的根本理解不同,所以后来的争论也就难于得出比较统一的结论。我们觉得,在学术界当前的许多讨论中,有一些最普遍的基本概念,是应该尽力按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来给以较为明确的规定的,或者至少应该对于分歧之点有一个较为共同的估计。在这些概念中,“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及其相互关系,就是一组。本文想就这一组概念的区别和联系,谈一点粗浅之见。     

“床前明月光”新解

诗仙李白的《静夜思》乃是一首千古传唱的名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关于此诗首句中的“床”字在解释中产生了分歧。有的人认为“床”指的是眠床或卧具，有的人认为“床”指的是凳子，未有定评。笔者近日翻阅《辞渊》，知“床”字还有“井上围栏”之义，再对照《静夜思》，觉得将其中的“床”字如此理解似更准确熨切。我们先从《静夜思》之外寻求佐证。古乐府《淮南王》篇云：“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埂汲寒浆。”又南朝梁武帝《双桐生空井》中有“银床系辘轳”句也可作为旁证。李白的《长干行》诗中也有…     

从“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看儒、墨、杨之异

儒、墨、杨三家之间的分歧与争议,主要体现在对“忠”、“孝”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上。由于中国传统社会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三个流派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儒学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月落乌啼霜满天”新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可算是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此诗通过生动、优美、瑰丽、新颖的艺术形象,达到状物抒情,图貌写意的目的。它千余年来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可谓脍炙人口的名作。迩来却有许多人将这首佳作解释得不恰切。下面且举三个例子: 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所选注的《新选唐诗三百首》在解释《枫桥夜泊》     

李白“三见秦草绿”辨

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说:“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学术界迄今普遍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游长安时作,只是在具体年代问题上有分歧。旧说认为作于天宝初年李白待诏翰林后期,近些年来提出的新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作于开元十八、九年第一游长安期间,二说见于李从军《李白三入长安考》中: 既云“三见”、当有所指。过去都把“三见秦草绿”泥解为李白在长安三年、见泰     

“诗”与“偈”不能混淆

《石头记》甲戍本第一回,在“无材可去补苍天”旁,脂砚斋批云:“书之本旨。”稍后,在“满纸荒唐言”一诗后批曰“此是第一首标题诗”。在“未卜三生愿”旁,脂砚斋批云:“这是第一首诗”。但却不批比这首诗出现更早的“惯养娇生笑你痴”为第一首诗.戴不凡先生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详见《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一文中     

“生动的直观”与“简单的直观”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把“生动的直观”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起点,他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那么,什么是“生动的直观”?“生动的直观”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的直观”有何同一和差异?搞清楚这一问题,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在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并没有停止在旧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而是把人类关于认识的理论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因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具有本质的差别和原则的分歧。这一差别和分歧体现在认识论的一系列问题上,就认识活动的起点即直观这一问题而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直观是“生动的直观”,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直观实质上是消极的、“简单的直观”。两者差别在于: 首先,什么是直观,即直观的主体是什么?没有主体就不可能直观,也无所谓直观。新旧唯物主义一致认为直观的主体是人。但是,在对人这一直观主体的理解上,新旧唯物主义却根本不同。费尔巴哈是旧     

也谈船山与二程在“性即理”命题上的基本分歧——兼与张武同志商榷

<正> 读了张武同志《船山与二程在“性即理”命题上的基本分歧》一文(以下简称《分歧》①,颇受启发。但文中的某些看法值得商榷。兹陈浅见于后,以就正于《分歧》作者和学界同人。(一) 船山与二程对“理”的不同解释《分歧》认为:二程之理,“是脱离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非物质性的独立存在”。这是不全面的。二程的理包括两部分含义:一是“天理”,     

阳明学中的“顿悟”、“渐修”之辩——兼论邹守益对“四句教”的回应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学问的最终理论提炼,认为是不可移易的宗旨.但“天泉证道”表明其最重要的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出阳明学中“顿悟”、“渐修”的进路分歧,对阳明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邹守益作《青原赠处》对钱、王在“四句教”问题上的分歧做出回应,强调工夫只在良知发显的寂感神应之“几”,通过致良知实践工夫的回归消解了“顿悟”、“渐修”在理论层面的对立.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现代企业制度≠现行企业制度——兼评“宽派”观点和“窄派”观点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方向。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改革“方向”,全国上下已经取得共识,都在奋力呐喊。问题是在人们都异口同声地主张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却并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基础性问题。对现代企业制度界定上存在的巨大分歧,这对企业改革的实践带来不利影响,有必要予以澄清。 1.“宽派”观点和“窄派”观点     

“共同美”、“阶级美”非科学命题

近年来,各地刊物对“共同美”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还存在极大分歧。本文试就“共同美”、“阶级美”命题是否科学谈点浅见,就教于美学界师长。     

“比兴”新论

在中国诗学史上，“比兴”这一概念运用的普遍性，在诗评、诗论中的重要意义，恐怕只有意境一语才可与之相比。可以说，不理解古代诗论、诗评中的“比兴”说，就无法对中国诗学的体系作出完整的叙述。然而，古人对“比”、“兴”以及“比兴”的解说，自汉代经师，直至清代词论、诗论家，又常常相互歧异。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一些论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来解说比、兴；对比、兴解说的分歧，乃是其方法论的对立的表现。关于比兴的解说的分歧及其流变的过程，实质上反映了中国诗学发展的某种趋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粗浅…     

《论语》“文莫”义辨──兼评《辞源》、《汉语大词典》有关“文莫”的词条与释义

《论语·述而》：“于日：‘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人们对这一章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而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对“文莫”的解释上。本文拟从“文莫”所在的具体语境来探讨其实际意义,并就《辞源》、《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文莫”的词条与释义提出商榷的建议。一、《论语》“文莫”歧义综述为便于比较起见,现列各家之说如下。邢是说（程树德说语集释／集解”引）：“莫,无也。文无者,犹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犹人者,言凡文告不胜于人也’心）朱党《论语集注》（下简称未注）：“莫,疑辞。犹人言不能过人而尚可以及人…     

从“洛蜀之争”看文、道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理学大师、洛阳人程颐与大文学家、四川人苏轼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述云: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二人遂成嫌隙。”双方互相攻讦,矛盾尖锐。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一场朝廷上的朋党之争,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上的重大原则分歧,所以历来学术界对于程、苏之争甚少关注。但是,苏轼反对理学家程颐,同他作为文学家的思想、性格密切相关;如何看待“人情”,同样也是     

传统形式邏辑的“修正”问题

一传统形式逻辑必须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予以“修正”,这是大家公认的了。但是,究竟怎样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修正”形式逻辑?在看法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人认为,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修正”形式逻辑,就是要把形式逻辑辩证化,实际上就是把辩证逻辑的内容纳入到形式逻辑中去。我认为,这一看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