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其统治阶层是由蒙古族为首的多民族贵族的联合体组成.其治下各民族皆有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当时佛教的禅宗和吐蕃佛教与道教中全真教派曾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提倡而先后风行一时,它们之间又曾发生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并由蒙古统治者出面主持了两教的大辩论,尽管道教辩论失败,但是道教在元代仍得到宽容,自然流行.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是元代文化一个鲜明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佛二教比较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各种社会矛盾都在激烈运动,大小战争连绵不绝,南北政权对峙和急剧更替,以致“天下骚然,民不堪命”,“四方嗷嗷,危殆天下,人民悉不安居”。社会的动乱,人民的苦难,正是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适宜的土壤;世俗社会的黑暗,恰为宗教的传播和兴盛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因此,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域外传入的佛教皆乘时而兴,竞相以各自的教义与活动方式施加影响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从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法性、等级性、民族性特点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宗教性的历史特点。但在这一时期,道、佛二教并非相安无争、并驾齐驱,而是互争雄长。尽管道教与佛教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互有消长,道教也曾一度占过上风,但从总体看,佛教在宗教世界的竞争中,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得到了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甚至在较长时期内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土生土长、占有地利优势的道教,却不敌域外传入、根基尚浅的佛教?答案只能从它们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程度上的差异去探寻,而道、佛二教适应社会需求的程度,归根结底又是由各自的内部结构和特点所决定的。     

简述儒学借鉴佛道宗教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宗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种带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文化现象,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抽象的哲学到人伦日常,无一不打上宗教的烙印。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既有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和土生土长的道教,又有中国化了的外来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它们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之广是不容忽视的。本文试图对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借鉴佛道宗教文化的历史必然性作一简略的述评。     

从三言二拍看佛道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三言二拍的描述中,可看出佛教和道教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民众的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众与宗教人士交往密切、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世俗化的功能、岁时风俗具有宗教色彩、佛道教丰富了语言等方面。     

本教的形成及其信仰

<正> 在西藏,佛教传入之前,奉行的是土著宗教——本教(又称为黑教)。关于它的产生,国内外藏学研究者各持己见,国外著名的藏学家霍夫曼在他所著的《西藏的宗教》中明确提出本教是萨满教在西藏的表现形式,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中认为,在西藏所奉行的本教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传自印度、伊朗等地的外来宗教,     

论明朝宗教的特点

明朝宗教包括传统的佛教、道教以及新传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及新兴的罗教等民间秘密宗教,其传播流衍特点包括:最高统治者采取既提倡和保护又整顿和限制的宗教政策,而以整顿和限制为主;各种宗教多元并存,而以佛教、道教为主;宗教融合思想和现象普遍;传统宗教衰落,新传来及新兴宗教蓬勃发展;各种宗教进一步世俗化,成为庶民的佛教、道教。明朝宗教处于从古代向近代的新旧交替十字路口。     

试论喇嘛教形成的社会基础

喇嘛教是在公元七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西藏以后,经过与本教的长期斗争和互相渗透融合而形成的。它根据佛教的经典和教义,吸收了本教的一些宗教神灵和宗教仪式,并在寺庙僧侣制度等方面反映出许多西藏的特点,使佛教带上了地方色彩而西藏化了,因此被俗称为“喇嘛教”。喇嘛教不过是西藏化了的佛教。佛教能战胜和融合西藏地方的原始宗教本教,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喇嘛教,并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生活中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寻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分别发生在蒙哥汗统治时期的1255、1256、1258年和忽必烈在位时的至元十八年.在蒙元政府的支持下,佛教在四次辩论中打败了道教并最终成为帝国的国家宗教.蒙元政府主持召开辩论的深层目的在于甄别各教优劣、遏制全真教过快膨胀和巩固藏传佛教国家宗教之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其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是宗教必须有助于而不能威胁到其统治,考虑境内民族成分和统治区域的变化,要符合蒙元王朝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国策.     

唐代城市保护神与宗教

唐代城市保护神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与宗教的关系显示出时代的特性。来源于佛教的毗沙门天王呈现出游离佛教的态势,其神性的一部分逐渐分化为中国的民间信仰,神性的另一部分则与道教神祇李靖相捏合;起自民间的城隍神日益向道教靠拢,成为被道教整合的一位民间神灵。这种演变过程,既表明了城市保护神自身的发展态势,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佛、道二教的民间化走向。     

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

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陈贝斌一、绪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但推动了组织性道教的成立,而且导致了主流文化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形态变迁：由先秦以来的非宗教人文向宗教人文的演进。佛教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伦理人文...     

佛本斗争的内在原因探析

佛教传入西藏的具体年代及其与本教斗争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佛教在 西藏的传播是历史的选择,佛本斗争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碰撞的必然结果。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灾害危机与明代佛、道二教

灾害与明代佛、道二教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灾害危机给佛、道二教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寺观的因灾损毁给佛道发展造成阻碍;因灾鬻牒导致佛道的表面繁荣与群体的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官员因灾上言使佛道发展受限。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在灾害危机中作出了应有贡献:僧徒道士积极为禳弭灾荒进行祈祷、祭告;寺观为官方祈祷、祭告、施粥等弭灾救济活动提供场所等。     

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就总体而言依然是佛、道并存,但在具体政策方面却是独钟于道。对于道教的尊崇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其统治的前期,玄宗主要侧重对于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以来政治的清理和对李唐政权的恢复和巩固,对于道教主要表现为与著名高道的频繁往来和对高道的尊崇。至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崇道已达高峰。在玄宗崇道风潮的影响下,在思想领域出现的一种纳儒佛入道的思想动向。对于佛教玄宗采取了一种抑制政策,但对于当时佛教密宗、禅宗、唯识宗、天台宗的佛教思想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佛教与科学的相遇——太虚佛教科学论的再解读

现代科学与佛教之间存在多维度、多层次的对话通道,可以实现彼此间“互容”、“互补”的关系。20世纪著名佛学家太虚对佛学与科学的融通,正是这样肇示了佛教与科学新联系的建立。由于佛教特有的理论资源和宗教传统,佛教与科学的关系在文化性质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宗教与科学关系的特殊性。佛教与科学关系的特殊性说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不但与宗教与科学各自的演化阶段以及整体的社会文化格局有关,而且还有赖于对特定宗教的文化蕴涵及其与科学特殊关系的洞察与诠释,这其中亦包括宗教思想家的解读视角。     

林灵素事迹考论

却缘宋徽宗沉湎道术和有以道治国、政教合一的思想倾向 ,道士林灵素才通过迎合皇帝以及朝廷权贵而得宠幸 ,从而推动着道教达到了一时的鼎盛。然而 ,正是因为宗教不过是中世纪中国统治者的“政治”工具 ,林灵素也缘触犯“忌讳”而被驱逐。也正因为宗教的流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 ,宋徽宗将道教传播到高丽的计划没有太大的效应 ,王氏君臣所喜好的仍是本土业已扎下根来的释门“宝物” ,而企图排斥佛教的林灵素被当作危害“社稷”的头号“邪佞”加以斥责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