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缘自适与黄庭坚的诗歌创作

一代诗宗黄庭坚与佛禅有着先天的不解之缘,很多学者、专家已对佛禅思想与黄庭坚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做了诸多论述。本文仅从禅宗之随缘自适这一思想角度谈谈它对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影响。随缘自适思想使诗人以豁达的胸襟面对生活的苦难,进而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与奇崛奥峭不同的平淡风格,构建出清空的意境。     

古代垂钓意象及其隐逸内涵之流变

简述了古代垂钓意象的发展变化以及隐逸内涵的形成过程,认为垂钓意象的隐逸内涵自<庄子·杂篇·渔父>和<楚辞·渔父>二文出现而逐渐确立,并在唐代得到巩固;而自唐该意象内涵又发生流变,在盛唐表现为以隐求仕的风气,在中晚唐到宋代表现为对功成身退的追求,在北宋后期以及元代,则表现为一种无名无识的真性回归.     

初盛唐干谒作品的精神内涵

初盛唐文人干谒成风,他们留下的大量干谒作品成为初盛唐文学的优秀组成部分。这些干谒作品大都一洗前朝同类作品卑缩阿谀的格调,处处流露出初盛唐特有的昂扬乐观的时代气象,而这正是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在初盛唐干谒作品中主要体现为:济世救时的人生理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强烈的功名愿望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平交王侯的姿态和傲视权贵的意气以及极度自信的意识和浪漫主义的基调。其主要文学价值在于展现了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昂扬进取的精神内涵。     

王维的佛禅修养与诗歌创作形态

王维是受佛禅影响最深的盛唐诗人，家庭的影响和生活挫折使他越来越亲近佛禅，其佛禅修养不断加深。佛禅修养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形成独特的艺术形态。从叙述王维一生的佛缘出发，展示王维诗歌佛禅化的艺术形态。王维习惯以一种空静的心灵观照自然，诗中展示出来的多是空灵、清净的境界，又多流露随缘任运的禅趣。     

佛禅与辽金文人

佛教在辽、金都有较充分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辽朝佛教侧重于法事活动,较受统治者重视,以华严宗、密宗为主流;而金朝佛教则以禅宗为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派别,虽佛门与皇权的关系微妙,但佛学发展水平略高。两朝佛禅浸润士林,许多文人习染佛禅。各族文人亲近山水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与佛禅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辽、金300余年间出现了不少出入佛禅并对此有精深造诣的文人。他们对佛禅的态度可大致分为奉佛行禅者、佛内而儒外者、以佛禅为消遣和享乐者、以较为科学的精神研习佛学并从中汲取思想和创作养分者、排抑佛禅者5类。后期文坛领袖李纯甫、赵秉文与佛禅的纠葛一明一暗,典型地反映了本时期文人沾溉佛禅的趋向。出入佛禅的文人受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往往对各种学说杂采并蓄。两朝文人亲佛染禅的史例中还透露出一些关于禅宗发展史实方面颇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佛学禅法在文人圈内广泛流播是其向文学深层渗透的前提。     

江南文化的浮沉与吴中四士论

初唐诗如何走向盛唐诗是研究盛唐气象生成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关注文学繁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而忽视了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江南文化的价值.江南文化在初盛唐之际从隐没走向复兴预示着唐代文学观念的本体回归,而吴中四士以淡泊旷达之人格境界、放浪自由的行为姿态进入北方社会而自觉接受北方文化的熏染,其江南水性的诗风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学交融,成为初盛唐诗歌嬗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金朝文人佛理禅机诗解读

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盛行对金朝文人阶层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十分深刻而显著的影响。当时在佛学禅法方面造诣颇深的儒者、士大夫们创作了很多表达佛理、蕴含禅机的诗作。它们典型地反映了12至13世纪初中国北方文人把握佛禅哲学的水平。董文甫《秋夜》、卢启臣《和赵元发、刘师鲁葛藤韵》和方山野人《灵岩即事》渗透着浓重的佛禅意识,是文人染佛涉禅诗作的代表性篇什。它们虽旨在宣扬宗教理念,但在艺术表现方面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反映了本时期广义佛教文学的发展水平。对它们进行深入分析,可从特定层面揭示金朝文学与佛禅联姻的内涵。     

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论王维的禅风禅骨

王维受禅宗影响很深。禅宗对王维来讲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想 ,更是信仰上的归宿 ,所以他身体力行 ,修证佛法。禅宗追求澄净、无暇的心灵世界 ,使王维的人生态度趋向追求适意、随缘 ,王维的诗歌表达了他作为一名佛教徒的修证心得 ,即破执与了悟 ,这恰是他诗中的禅意所在     

苏轼诗化雅词的精神之旅

苏轼运用“诗心”创作了大量的诗化雅词。这些词既以词言志,表现了经世事功的儒家诗教观,又传递了力图排遣和化解人生之忧和经世之悲,崇尚老庄任道逍遥、追求高蹈隐遁的思想,还体现了一种不随物悲喜、随缘自适的佛禅理达之境。审视苏轼诗化雅词的心路历程,可以正确体认苏轼调和三教而显现出来的圆融、通达的独特文化性格和人生模式。     

论周必大诗歌的禅趣

南宋著名宰相周必大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与佛禅结缘有着时代、地域、个人经历等三方面的因素,他对佛教既"近"又"远"的态度使他合理接受佛学思想的同时又保持儒家进取心.佛教启迪了周必大的世界观、人生观,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周必大运用禅宗的般若空观思想来帮助自己解决世间烦恼,求得心之安宁.同时,禅宗思想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技巧,使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喜用佛禅语、通俗语入诗,善用与佛禅有关的典故和意象来传达诗情.     

论儒释道对隋唐五代绘画的影响

隋唐五代三教鼎立,绘画呈“三教合一”态势,佛、道两教在题材上影响更大。佛教的净土宗信仰导致诸多壁画以绚烂为特点,禅宗则使山水画向水墨的平淡发展。     

简论中国化的佛教人本思想蕴涵——以禅宗为例加以说明

传入中国后的佛教经过外来僧侣与中国历代高僧以中华本土文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和创新,主要是以儒家学说对其伦理化、世俗化的改造,到唐代,已经派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佛教中国化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具有了“人本思想蕴涵”。探讨中国佛教具有人本思想的原因、表现形式等问题,无疑是新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学术价值。     

元稹与禅宗论略

在中唐士人普遍尚佛的大环境下,元稹与禅宗也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他好游禅寺、广交禅僧、感悟禅理、寓禅于诗、以禅悟感发来观照社会与人生。特别是在调适贬谪心态与谪居情绪的过程中,在调整自己生命价值取向时,禅宗对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唐代有关天台山道教诗的价值

本文就有关天台山道教的唐诗进行价值层面的探讨,分析了其价值的主要体现:记述了诗人与道士的交往,为研究唐代诗人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新的领域;记述了天台道教的实践行为,为研究天台道教提供了珍贵资料;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高度重视,强化了人的生命意识;表达了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在和谐;反映了时代精神风貌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     

晚唐咏史诗兴盛的儒学背景

晚唐咏史诗的创作是中国古代咏史诗发展的一个顶峰，对于其兴盛的原因，学界多将之与晚唐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士子的悲剧心理相联系，从思想层面上探讨得反而不够。实际上，晚唐科举考试中儒学内容的增强，尤重史学，以及中唐文儒观念的流变及影响，是晚唐咏史诗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儒学背景。明乎此，我们也更能理解晚唐咏史诗中强烈的现实旨趣，甚至于其“空言明道”的特质。     

王维的“一般艺术学”思想

王维艺术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以“诗”为中介,以艺术功能为基础,以艺术构思为途径,“打通”了诗、书、画、乐等诸种门类艺术。这种具有“一般艺术学”意味的艺术思想是王维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融合的反映,也是整个盛唐时代艺术风貌的呈现。王维的艺术学思想对当下“一般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诗僧的宗派身份与北宋中期钱塘台禅生态--《山游唱和诗》之研究

以僧人为主导、以山寺为游憩地的《山游唱和诗》,发生在北宋中期的钱塘,呈现出与汴京以官员为主导、以朝市为日常生活区的唱和完全不同的诗歌景观,反映的是地方与京师、南方与北方不同的话语生态。在对两位僧人惟晤、契嵩教禅宗派身份追寻以及认定的过程中,窥探嘉祐时期钱塘特别是灵隐天竺一带既冲突较量又和谐繁荣的教禅生态环境。而契嵩为禅宗争名位的一系列行为,打破了教禅生态自然平衡,引发了钱塘教禅生态突发性变化;在士大夫权力干预下,发生嘉祐末上天竺寺"以教易禅"事件,再次凸显政治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的强势力量。这一生态及其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山游唱和诗》的鲜活语境。     

禅诗理事圆融论

理事圆融是以《华严经》为主的佛教哲学之精髓 ,也是甚深微妙的禅悟之境。禅宗诗歌以生动丰富的喻象 ,表达了对理事圆融的体证 ,呈显出理事圆融互摄 ,即物明真 ,触目菩提的美感特质 ,为中国诗歌拓展出一个崭新的境域。透视禅诗理事圆融境的佛心禅韵诗情 ,对建构 2 1世纪中国禅诗研究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人视境的类别及特征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 ,诗人采取的三种类别的视境 ,一方面是诗歌创作本身的技术性因素的体现 ,另一方面也是诗人物理生存在文化上的精神反映。本文即此展开儒、释、道文化阐释下的视境类别的特征表述 ;唐代诗人王维的创作则体现甚具古代文人生存意义的第三种视境类别的特征     

唐代宗教思想影响下的诗歌圆相之美

佛道思想影响下的圆美意识为唐代诗歌打下了明显的"圆美"烙印。唐代诗歌丰富多姿的圆相之美,是由于唐人敏感的诗心对外界的全面领悟,而此领悟心内又潜藏着丰厚的宗教质素。宗教思想丰富了唐代诗歌圆相之美的形态,加深了诗歌圆相之美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