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对合作者的选择与越飞使华

苏俄在20世纪初在中国寻找盟友的历程异常曲折,从吴佩孚、陈炯明到孙中山都进行过接触。越飞使华对苏俄寻找盟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伴随苏俄在蒙古、中东路的利益得到维护,也找到了孙中山作为其统战对象。     

“行走苏俄”的时代意蕴——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为研究案例

“走俄国人的路”,是“五四”以来中国一道最大的政治选项与政治命题。中国“走俄国人的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苏俄革命与建设成功的榜样作用下产生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前赴后继地赶赴苏俄,除了经商、劳工及旅游这些以解决自身生存、娱乐为“纯客观”目的外,从本质意义上讲,绝大多数人赴俄的目的是为了“取经”,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于不同的国内矛盾变化,不同的时代需要,在本质上“寻求救国真理”的大前提下,“行走苏俄”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汉译本读后

张锡彤、张广达先生翻译的苏俄巴托尔德教授的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最近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是书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沈卫荣、李肖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笔者因忝列译丛编委会而有幸先睹.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视域中的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

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对苏俄革命的理论基础、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之兴起与发展等论题较为关注,但其重心则集中于苏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否移用于中国、能否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核心问题。总体上看,自由主义学人对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诸多问题的认识呈现出复杂、歧异而多变的认知面相。此种现象,既与苏俄革命及其影响下的世界革命潮流兴起的历史局势有关,也与自由主义秉持的稳定秩序下的渐进改革的核心理念密不可分。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接触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华寻找政治同盟。南方实力派陈炯明资深的革命经历、对新生苏俄的赞美和尊崇、反帝爱国的政治态度曾一度使他成为苏俄、共产国际选择的联合对象。然而事实证明陈炯明并非莫斯科式的革命者,"六一六"事件发生后,陈氏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俄、共产国际结束了联合陈炯明的尝试,从而转向与孙中山的合作。     

孙中山晚年对外观念的转变及其原因探析

孙中山的对外观念,在他生命的最后数年里经历了急骤地转折。在联俄之前,他曾一再尝试联结欧美列强,但却不幸遭遇失败,列强不仅不愿对他施以援手,反而屡屡与他为敌。内外交困之下,孙中山只好将求援目光转向苏俄。苏俄同意对孙中山进行援助,但须以改组国民党和孙中山改变对外态度,与它站在同一战线,共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为条件。在苏俄的推动下,最终,孙中山与列强彻底决裂,而与苏俄实现结盟。     

民初中俄有关呼伦贝尔问题的交涉

清末民初,中国动乱,在俄国的支持和煽动下,外蒙古宣布“独立”,中国北疆风雨飘摇。1912年初,受外蒙古“独立”的影响,在俄国支持下,呼伦贝尔的蒙古封建主亦趁机作乱,宣布“独立”。对此,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反对：一方面,对呼伦贝尔封建主势力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另一方面,与俄国严正交涉,并充分利用国际因素,最终于1915年11月6日签署《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俄国承认中国对呼伦贝尔地区的主权。1917年底,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政府抓住时机,于1920年初恢复对呼伦贝尔的行政控制,结束了呼伦贝尔的动乱。     

论苏俄犯罪概念对特拉伊宁犯罪构成学说的影响

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学说对中国影响十分深远,而苏俄的犯罪概念,乃至此前沙皇俄国时期的犯罪概念都是特拉伊宁犯罪构成学说形成的重要前提。尤其是苏俄时期的犯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特拉伊宁的理论。苏俄时期立法机关、刑法学界均对犯罪概念进行了长期讨论,最终形成了以犯罪本质即社会危害性为特征的实质概念,其中刑事违法性特征居于次要地位。在缺少罪刑法定原则制约的背景下,特拉伊宁在实质犯罪概念的框架之下建立起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从而使苏俄践行法制原则成为可能。     

蒙古扁桃果实及种子内源萌发抑制物质活性

通过对蒙古扁桃的外中果皮,内果皮、种皮内源萌发抑制物的研究,探讨了蒙古扁桃种子休眠的原因。制取蒙古扁桃果实各部分及种子的粗提物,通过各部分的粗提物培育小麦,测定小麦的发芽率和发芽指数以及脱氢酶和抗氧化酶的活性来表现蒙古扁桃各部分的抑制物的活性。研究结果表明:蒙古扁桃的内果皮,外中果皮均含有一定的活性的内源抑制物。     

清末外蒙新政述评

20世纪初 ,面对外蒙古地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深重的边疆危机 ,清政府在当地推行“新政”。库伦办事大臣辖区的新政进展较大。外蒙古新政是当时中国社会近代化运动的一部分 ,但它激化了社会矛盾。     

回顾与反思：中国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艾特玛托夫是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一个著名作家。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可以看做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即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到90年代的形式主义批评,再到21世纪的文化批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亦即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继而走向内、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渗。     

从东宁要塞看日军的侵略扩张

东宁要塞是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一系列军事要塞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处 ,通过对它的分析 ,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向前苏联侵略扩张的意图     

试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内部成因

在对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评判中,常常出现两个误区:首先,把后现代主义文学形成的外部因素绝对化,绝对归因于外部社会政治条件;其次,断言后现代主义文学完全沿着“地下文学—持不同政见者文学”的走向来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在前苏联所谓的“官方文学”、“受审查文学”内部也能观察到后现代主义文学发端的萌芽,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其独特的内部成因.     

社会转型中的俄罗斯工会联盟

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发生剧变,俄罗斯工会运动受到重大冲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面对严峻的现实挑战和生存危机,以俄罗斯工会联盟为代表的传统俄罗斯工会在理论、活动机制和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探索,以调和、折衷的"社会合作者"身份参与政府所倡导的三方会谈机制,为俄罗斯工会在国家转轨时期寻找新的立足点和发展机会,使遭受社会剧变的工会组织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苏联解体后借用后缀法构成的俄语名词探析

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社会和俄语的影响类似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俄语改革,出现了许多新的以后缀法构成的俄语名词。这类名词具有丰富的语言表现力和时代特征,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现实生活。本文试图概括和总结这一时期借用后缀法构成的俄语新词。     

苏共的蜕变及其历史教训

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 ,但其决定的关键因素 ,则是苏共自身建设存着严重问题 ,表现在苏共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及作风等方面。思想路线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导致政治路线、决策上的偏差 ;组织路线上“左”“右”两极倾向以及官僚主义、腐败作风的影响 ,都使党组织的战斗力被削弱 ,从而失去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研究该问题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19世纪俄国社会史研究及其意义

19世纪是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社会史研究引人注目.19世纪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史学家,面对俄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各种矛盾的日益尖锐,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试图对造成各种矛盾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广泛而深入地分析,而这些研究的重要方面是围绕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民族文化传统、日常生活方式、各个阶层的生活及心理状态等社会史方面进行的,形成了俄国传统史学的突出特征.19世纪俄国的社会史研究传统,对苏联和当代俄罗斯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昌起义的国际因素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键性起义之一,标志着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在南昌起义的开始到结束都受到国际因素尤其是联共、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有些国际代表对于南昌起义的打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共产国际并不十分清楚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军队建设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将就南昌起义中的国际因素尤其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何在?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问题。苏共过分重视民主的实际内容而忽视了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实践证明,没有程序和形式保障的民主发生了异化,背离了其初衷,民众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家的侵犯。苏共始终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管理着国家的一切,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导致人民与政权长期分离。在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约下,苏共无法抵制权力的腐蚀作用,蜕变成为自身谋利益的党,干部特权制和权力私有化现象严重。苏共的执政理念也存在偏差,强国目标始终高于富民,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忠诚始终强于对民众利益的忠诚。正因为人民无权对国家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他们也不珍惜这样的国家,最后冷漠地注视着苏共失去政权,国家走向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电影的研究

前苏联解体后,政局的动荡和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给俄罗斯电影事业造成了重创.俄罗斯电影经历了衰退、困惑,而今通过不断探索与改革,又开始慢慢走出低谷,走向平稳,走向发展.尽管依然举步维艰,尽管许多问题仍需解决,但基本上已经步入正轨,并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迈进.可以说,这也正是俄罗斯联邦这一国度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