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始于三皇五帝的中国皇权观念在春秋战固时期得到儒、法两家的理论支持,并在秦汉两代臻于完善.与以君主为政治目的的法家不同,儒家在理论上将皇权置于礼教的完整体系之内.通过一套系统的礼仪规则,儒家在维护皇权的同时,试图对皇权加以柔性的制约,明初建立的服饰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套制度在明朝前期收到了稳定统治的功效.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维护机制.以服制为代表的明初礼制在明中期以后就失去了约束力.明代服制的兴衰既反映了程朱以来儒家思想在制约皇权上的积极性,也反映了其固有的局限性.     

清代近支宗室赐名考论

认为清代近支宗室赐名制度经历了由前期向后期的发展、完善与常规化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嘉庆朝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颁布的诸多谕旨,均体现了嘉庆帝意在加强对宗室管控、凸显皇权威严、区别宗室亲疏,从而实现近支宗室赐名常规化的用意.至道光、咸丰朝后,近支宗室赐名进一步规范化,康乾时期诸多赐名"不规律"问题得以纠正.与之同时,近支宗室范围也逐渐从清前期的圣祖系和高宗系向清后期仁宗系转移,并沿用至清朝覆亡.     

历相三朝的满族耆宿——马齐宦海生涯的若干特点

马齐是清前期满族大臣中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身经顺、康、雍、乾四朝 ,亲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而始终保持高位 ,在康雍年间长期担任首席满洲大学士。本文拟从马齐在仕途中的起伏得失 ,在康雍乾三朝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与康雍乾三帝的不同关系 ,其才力、处事风格对仕途的影响和他之所以得到诸帝保全的原因等角度 ,考察这位满族贵族在官僚体制与专制皇权的束缚控制下 ,显赫却又无奈的宦海生涯及特点。     

“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满洲著姓与顺康年间的政治——以他塔喇氏岱图库哈理家族为例

他塔喇,为清代满洲著姓,居地以辽宁、 吉林两省居多.清前期满洲他塔喇氏,以扎库木地方岱图库哈理家族最为显著.达音布、 英俄尔岱、 阿济格尼堪、 苏纳海、 宜里布、 萨弼图等人,皆出自该家族.在后金、 清朝的军事战略中,岱图库哈理家族的成员贡献颇多,其中尤以其侄达音布一支为著.该家族在清初的参与力度较大,显示了其政治影响力.岱图库哈理家族的兴衰与顺康时期的政治息息相关.该家族隶满洲正白旗,与睿亲王多尔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介入了顺治年间多尔衮摄政、 康熙初年鳌拜辅政的派系之争、 正白旗、 两黄旗的旗籍斗争等.清前期的皇位更迭、 皇权斗争,直接影响了岱图库哈理家族的发展.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度牒制度与清前期社会制度变迁

清入关前即已实行度牒制度,康熙初限制寺观及僧道数量,雍正时期,放松对僧道管理,度牒失去效力.乾隆初恢复度牒制度,乾隆三十九年,正式废止度牒制度,从此僧道身份与政府干预脱节.清前期度牒制度着眼于社会治理,而非宗教规范.度牒制度在清代之废止,是明清帝制框架下民间社会自由生活秩序之逐步发展,佛、道教与其他民间信仰乃至普遍日常生活习俗融和,僧道成为大量普通人生存出路,政府对社会控制放松的结果.乾隆帝复、废度牒制度之转变,反映出其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思想.     

党报标题改进刍议——以“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的报道为例

在涉及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中,不少党报的标题长期存在"长、虚、硬"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新闻宣传的实效。从"短、实、新"入手改进标题制作,既是转作风、改文风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新闻传播实效、提高舆论引导力、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重要手段。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试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官员的任命方式

本文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西藏地方政治状况,概述了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对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册封制度,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和任命方式,以及对噶厦政府众噶伦和摄政王等西藏地方高层官员的任命体系,继而论述了西藏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归属关系和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所拥有统一主权的基础上,简要总结了清朝中央政府任命西藏地区高层官员所产生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论明清时事剧的发生

时事剧,是指剧坛上直接反映当代政治斗争的作品.明清之际,时事剧盛极一时,这跟明清社会多方面因素有关.明朝的黑暗政治及对正直朝臣的血腥政治大清洗,催生了时事剧这种专写现实忠魂的戏剧形式;明清实学思潮和求实文学观念加速了时事剧的成熟与繁荣;明清时期时事剧蔚为大观,还与民众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分不开.     

《使琉球录》中的钓鱼岛史料性质之研究

明清两代琉球册封使所撰写的出使报告是记载钓鱼岛主权属我的最丰富、最集中的文献。从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陈侃的《使琉球录》到清朝同治五年(1866)赵新的《续琉球国志略》,十三部官方正式出使奏报连续不断地记载了中琉航线上的钓鱼列岛是在我国的海疆之内,起"镇山""界山"作用的赤尾屿位于中琉自然疆域分界的"落漈""黑水沟"以西,属中国所有,而姑米山乃琉球王国西南极限,是进入其国境之门户,琉球所辖的三十六岛不包括钓鱼列屿。除递呈朝廷的出使报告外,在琉球册封使的饯别诗文、使团成员所著的文集甚至与使节相关的家谱、墓志铭等传世、出土文献中,都留有较多的钓鱼岛相关记载,它们再次有力地证明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确凿无疑。     

关于明代廷杖的仪式解读

廷杖是明代帝王对士人的公开处罚,作为帝王报复“犯上”朝臣的残忍攻击和污辱,其目的在于让民众意识到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也是对其他官员和社会民众的恫吓,以儆效尤.若以仪式视角来审视,这种处罚形式承载着维护皇权的政治功能,是朝廷权力走向的一种“控制仪式”;就整个仪式原由和过程来看,廷杖是“重建”受到挑战的皇权的仪式;从仪式的终极性意义来看,廷杖处罚是受杖士人实现其人生终极意义的道德场域.廷杖伴随明朝始终,其最终消逝则反映了明代政治变迁与传统士人处世心态的微妙变化.     

“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

"有治人无治法"蕴含着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中作用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及统治者的政治先觉。而清朝康雍乾三帝将"有治人无治法"引入用人选官的行政体制,无疑对清朝权力主体及治国方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古代国家行政过程中,法规与制度始终是作为根本性原则存在的,只是清朝皇帝乾纲独断的风格,往往又随时去"破坏"既定的"治法",最终致"有治人无治法"成为"君道"。而古人所强调的"治人"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试论明清书吏作乱的制度根源

书吏是古代行政的执行人员,是官员在行政运作中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书吏作乱是明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清代比明代更为严重,竟然达到"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的地步.可以说,书吏在明清政治中操纵权力,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已经造成严重的"吏弊".从制度角度而言,明清书吏、尤其是清代书吏作乱主要是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引发的.科举制度造就的迂腐无能的官员为书吏作乱提供了土壤,人事回避制度加强了官员对书吏的倚重;等级制度森严造成书吏升迁无望、生活无着,使书吏作乱成为现实;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治使书吏作乱成为整个封建吏治败坏的组成部分.上述制度因素,才是隐藏在"清代与胥吏共天下"背后的根本原因.     

从制度伦理的发展看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

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人类在共同体生活中博弈的内在规则。制度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道德性存在立法。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制度下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依附性,个人权利缺位,是外在强加的形式化的道德;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伦理中个人主体性加强,但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彰显的是"工具理性"和"个人理性",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退隐,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扩大,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四种力量博弈均衡之下的制度伦理,是个人发挥道德权利参与建构生成的,这种制度伦理作为新的道德规制范型,才是真实合理的实质化的道德。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清季保举、学堂奖励实官纠葛与铨选变迁

清季科举停废尤其是官制改革之后,面对朝野上下对学堂奖励实官的质疑,文官考试、任用制度提上议程,清朝有意取消学堂奖励实官。在此过程中,旧的保举途径与新的学堂奖励实官关系纠葛,学部与其他各部、各省之间权力关系错综复杂。保举、学堂奖励实官的新旧仕途关系变动的实质,是清朝从新旧杂糅、多途并进、取士与选官混同,转化为建立以学堂与文官考试衔接、培才与选官分离的新的铨选制度的过程。由于保举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取消学堂奖励实官过程一波三折,并直接制约清季铨选转型的进程,体现了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型的曲折性。     

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行省罢丞相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激变。朱元璋在实现高度集权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中枢决策低效的矛盾,但他仍以祖制的形式将这种政治体制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代内阁政治的产生,就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难题。但内阁政治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的界限固定下来,相反,还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表达与宦官政治的异化。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